公益组织应花好别人的钱
公益组织应花好别人的钱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公益资金的投入和管理反映了社会的成熟度，公益组织的数量以及资金运作方式则能呈现社会的状态。当公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如何有效利用公益资金也成为全社会聚焦的话题
[ 公益同样讲求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某个公益项目令多少人直接受益，又带动多少人关注并参与其中，这往往是公益机构对项目选择及设计的重要考量标准 ]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我的钱用到了哪里？谁受益了？”这未必是每个公益机构和项目都能清楚回答的。
1月15日，由《第一财经日报》主办的一场公益对话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活动现场汇聚了壹基金、扶轮社等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多家公益慈善机构，“有效利用公益资金”成为活动中重点讨论的议题。
很多人会认为，公益机构按照筹资、购买物资、发放这样的程序执行就可以了。实际上公益项目的运作并没有那么简单。项目的选择、设计及实施，每一步都牵涉到资金的运用效率。在中国内地，公益基金的资金运用还有政策环境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公益基金运营带来了压力。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花好公益的钱，是国内很多公益机构思考的问题。
更有效率地花钱
公益同样讲求与企业运作一样的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某个公益项目令多少人直接受益，又带动多少人关注并参与其中，这往往是公益机构对项目选择及设计的重要考量标准。而当选好项目，筹措好资金，钱应该怎样花、花多少，同样是重要的问题。
大众通常把公益资金等价转换为救灾物资和运输成本等，以此判断资金是否被有效利用，而国家也基于此制定了对公益机构资金运用的法规。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按条例规定，资金将被尽可能使用到扶贫帮困中，但实际上也导致了一些问题。
2011年，壹基金结转收入一亿元，2012年则必须要花掉七千万。对于这个2010年底才正式注册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一年内花好七千万并不是件易事。
“我们是一个新的团队，需要有足够时间来做公益项目的准备。我们要调研、项目设计，再实施，这些都需要时间。”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说，在推出给贫困山区儿童建设游乐设施的“壹乐园”项目时，壹基金的初衷是在一年内建50个壹乐园。可是考虑到条例对于基金会支出的硬性规定，壹基金决定将壹乐园的建设数量增加到144个，满足对于支出的硬性要求。
“给灾区儿童做游乐设施，本来应该根据年龄段和地理区域的不同，做不一样模式的游乐设施。软硬件要配合，还要融合游戏。在寒冷的地方，设施的材料要格外细致选择。而匆匆忙忙就没法做精细。要急于把游乐设施建好，把钱在一年内花出去，还要保证项目质量，工作人员加班到凌晨成了常事。”杨鹏说。
如果有足够的人力分工协作或许可以把钱花好，但人力则是公益基金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国内很多基金会有这样的问题。非公募基金相对好些，因为它们很多都是属于企业的，人员可以在企业里面领工资。还有的公益机构除了有基金会还有自己的协会，费用算在协会里。”杨鹏说，对于壹基金来说，只能够通过精简人手，控制人力成本。壹基金在全国的工作人员仅有38位，而其他方面的行政支出着实难以缩减。
2012年12月，壹基金为筹集向凝冻区发放温暖包的资金，举办了以“为爱奔跑”为主题的马拉松长跑，12000多人参与，筹集到约650万元资金，其中准备文化衫等活动成本约为100万元。这100万元本来是运动员的报名费，但是在总的财务支出中，可能被认定为行政管理支出，显得行政支出就占了很大比例。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活动，就没有成本了。行政费可以更低。但是只有做了活动，参与者才会有心灵改变，他和他的朋友因为参与而成为公益人。捐赠人和山区里的穷孩子是有距离的。是公益活动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杨鹏说。
把公益的钱仅仅当成物资和成本，是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并未考虑到公益项目执行的实际情况。在杨鹏看来，如果确实要强调资金的运转效率，那么相关问题捐赠人才有权做出决定。“要看捐赠人希望几年把他捐的钱花出去。所以捐赠人也要清楚并同意这个钱是拿去做什么。”
公益的社区化及人力网络
在人力有限的条件下，如果个人对公益事业的贡献更多，这必然是件好事。机构成员的能力及成就，可以更有利于公益项目的执行，可以帮到更多人。国际扶轮社非常强调社员职业组成及各自行业地位。因此在很多项目中，都可以利用这种优势降低公益开支成本，并令公益项目深入进行，惠及大众。
“比如我们要建一所孤儿院，需要多少钱，就由我们的会计师成员来做出准确的预算，规划好时间表。社员有自己的人脉网络，可以使工作很高效。如果一个扶轮社资金不够，就会和第二个扶轮社资金配对。每一项预算都很明确，资金会运用得很有效。”国际扶轮3450地区总监王国林说。
早在1996年，国际扶轮3450地区第38分社——君域扶轮社便已经在河南开封展开为农村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的计划。社友Ken Shortridge教授是一名研究肝炎的专家，他带头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研究院病毒学研究所展开合作，由君域扶轮社募款提供资金支持，展开疫苗接种的试点项目。1996至2000年，君域扶轮社总捐款92万港元，受惠儿童达51367人。
扶轮社倡导成员职业多元化，同一专业领域的社员不能超过成员总数的10%，以便有利于不同行业间的交流及公益项目的多元化进行。扶轮社通过邀请加入的方式吸收成员，而邀请的基本标准则是被邀请者在行业中的成就地位。当然，有行业地位的社员自然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香港地区的扶轮社员每人每月至少要捐献两千港币，在异地做慈善活动时，机票和酒店的费用都是自行承担。
人脉网络是社员精英化及多元化带来的另一个优势。一个精英式的社员可以拉近一个公益组织和自己所属行业的距离，让行业内的其他人融入到公益事业中。如果你是一位企业高层，那么你就有可能促使自己的很多大客户为公益解囊。因此，这张人脉网实际相当于一张资金网，由于大家彼此熟知而更容易取得信任，募集公益资金也就不会难了。
除了强调社员在各自行业中专业能力强外，扶轮社认为做公益同样要注重社区化。自1905年第一个扶轮社创立于美国至今，全球共有三万四千多个扶轮社，分布在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扶轮3450地区（香港、澳门及蒙古国）便有66个扶轮社、52个扶轮青年服务团及49个扶轮少年服务团等。
公益社区化是一种将大问题切割成小问题，每个小问题又由深入到各自社区的社员共同解决的方式。社区范围小，社员与公众熟悉程度深，观察到的社区问题也就更准确，也更容易了解公众需求。各个地区委员会负责各自资金运营，资金管理也就相对容易，运用起来也更便捷灵活。在需要做大型项目、动用大量资金时，社区之间再联合互助。
“公益资金的投入和管理很好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成熟度。社会是否成熟不是看有多少资产，而是人们怎样将赚到的钱重新投入社会。如果只索取而不投入，社会发展是无法持续的。公益组织的多少以及各自的资金运作方式呈现了社会的状态。”王国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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