踯躅而行：少数民族地区NGO生长图
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其他地区有显著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最早进入内地的国际NGO和今日茁壮成长的本土草根组织的重要工作对象与工作区域。NGO在改善当地的公共治理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无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探讨NGO与少数民族发展的关系，总结它们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于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办了“‘社会组织与少数民族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邀请了大量一线少数民族地区NGO出席，与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既有研究者独立、理性的研究成果交流，也有来自高原、边疆一线NGO从业者的实地感受，理论研究与实地践行的经验碰撞为少数民族地区NGO二十多年的发展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画卷。起步早 发展缓 踯躅而行
虽然少数民族地区是NGO的重要工作对象、工作区域，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发轫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NGO却发展迟缓，步履不畅。 来自广西南宁“安琪之家”的代表李绿江介绍，目前在广西活跃的草根NGO不超过 30家，坚持10年以上的仅有两家，“安琪之家”便是其中之一。创办于2002年的“安琪之家”是当时广西唯一、全国第三家脑瘫儿童康复NGO。2008年6月“安琪之家”发起倡议组建全国脑瘫康复民间机构网络联盟时，网络内只有4家同类机构，到现在网络内已经有了遍布全国的38家机构。10年间同类机构在全国发展迅猛，而诞生“安琪之家”的广西却仍然还只有一家!目前在其他地区，比如西安市一个碑林区就有16家这样的机构，在深圳福田区的每一个区都有三五家，一个城市的同类机构的数量比整个广西的社会组织还多。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偏少，专业性不强，很难发挥作用。李绿江分析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广西地处中国南疆，又一直处在战争前沿，为免受战争的影响，中央在该地区投入一直非常少。投入少，产出就少，没有经济总量，所以想去分一杯羹是很难的。同时也因为地区经济落后，民众本身比较贫困，NGO很难再从广大民众中获得资源、获得民众捐献。现在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落在广西南宁市，但是若等到北部湾经济开发区能够产生实效，再把实效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继而财政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转化为援助或者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在10年以后。第二，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目前还没有上升到扶助社会组织的高度。从理论上来说，广西享受有很多政策优惠，比如说民族区域自治、西部大开发、沿海开发……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均还停留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未涉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李绿江认为，在广西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内政府官员对于社会组织的认知远远比不上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012年3月，因为场地的问题“安琪之家”要搬离南宁的江南区至西乡塘区，因为社会组织属地管理的原则，搬迁后需要重新登记。“安琪之家”到西乡塘民政局重新登记，西乡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却束手无策，因为西乡塘民政局在成立这么长的时间内，从来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去登记过，根本不知道手续怎么办。他们问“安琪之家”是办养老院吗?“安琪之家”解释了半天，对方还是不清楚，最后“安琪之家”只好同意就按养老院的规格来办理手续。办养老院要求至少有50张床位，但“安琪之家”的工作者都是去社区里服务，没那么多床位，最后李绿江建议把“安琪之家”所服务的孩子的家庭床位也算上，才勉强凑齐50个床位的标准。这个过程中需要反反复复地解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办好这个简单的手续。
主要由公务员队伍组成的“乡村校园志愿者”、民航界的“白天鹅”和来自媒体界的“乡村校园”是近年来活跃在新疆公益领域的公益力量。来自新疆的亚力坤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在乌鲁木齐海关工作的公务员，另一个是“乡村校园志愿者”发起人。他和伙伴们持续关注乡村教育已5年，团队已有200多人，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专家学者、媒体、企业高管，还有大学生和农民。关于“乡村校园志愿者”身份问题，亚力坤坦言需要有一个身份才方便工作，经过与新疆团委的协调，团委下文件将其挂在团委。“乡村校园志愿者”、“白天鹅”和 “乡村校园”三个团队都属于新疆志愿者协会的总队，有了这个关系，就理顺、也绕开了民政注册身份的问题。“作为新疆的NGO团队，我们现在还是志愿者服务团队，和NGO可能还差一个档次。”亚力坤谦虚地说。
来自贵州的罗世鸿，原为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创办者，现为贵州乡土文化社等多家贵州本土NGO顾问。在谈及NGO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时，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多年近距离观察少数民族地区NGO的一个感受：怎么样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议题体制化，即这些议题能在某些层面上拿到桌面上来谈，并寻求解决方案。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罗世鸿发现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遗憾，就是很多的社会议题NGO不敢碰，政府对这些议题也很忌讳，比方与土地、山林、修水库有关的纷争。“没有寻找到一个有效的空间，是一个挺大的遗憾!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真正有长远影响的议题!” 罗世鸿呼吁更多的学者甚至政府关注这个层面的问题。
2008年分水岭之后的新趋势：自主性和文化觉醒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国外基金会筹款萎缩，而中国经济却一路飙升，甚至有些虚火旺盛，全球惊呼“中国崛起”。一些国外基金会开始撤出中国，吃洋奶长大的本土NGO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资源筹措渠道。同时，经济增长、国进民退、楼市高烧带来了土地财政的繁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政府成了“不差钱”的主儿。2008年成为国内NGO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罗世鸿对此的观察和感受是，2008年之前，国外基金会、NGO带着钱进来时，政府虽然说对NGO的理念、背景有诸多质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希望钱进入当地。但是到了2008年，政府不稀罕那几个钱了，在理念上也慢慢发展出一些可以跟与资金一起被基金会带进来的理念抗衡的东西。
在2008年之后，真正本土的一些想法也开始冒出来，很多新议题都是由当地人引导、提出来的。比如，现在贵州很多少数民族社区内部出现一种新的办学趋势。当地人看到了社区面临的问题后开始自发集中资源办学，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外界所谓的NGO介入，都是少数民族社区的居民自发办学，并且通常都是双语教学。现在贵州有很多村庄都自发地做这样的事情。再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筹资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少数民族社区内也有一些自发的扶贫活动——冬天筹集过冬物资救助，或者是扶助孩子上学，这些事情原来是外来的NGO在做，但现在很多社区里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在自发地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来做。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少数民族社区开始出现自发的文化记录。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赶场的习俗，在这些活跃的乡村集市上，你会发现大量录制着用少数民族母语演唱的山歌、民歌和舞蹈之类的音像制品，这些音像制品都是本土、本民族的一些有心人、年轻人制作的，而且特别有销路，完全可以自负盈亏，不需要政府或者NGO支持任何经费。按照NGO的话语，这些都是成功运作了的文化企业，它们的存在使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在每个乡镇蓬勃发展、传承。在NGO的视野之外，这也许完全就是一桩纯粹的生意，但是换个视角看，会发现这很重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文化觉醒、文化自觉以及他们自发做出的这些文化保存的努力非常可贵。
从参与者这个层面来观察，参与主体也逐渐变为本土的人，甚至少数民族的年轻人纷纷开始关注并加入进来。据罗世鸿观察，1990年代的主体几乎都是政府，2000年以后参与主体变成了体制内的学者，之后开始有一些真正的草根组织，这些草根组织也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的加入，比如云南绿色流域的于晓刚本来是体制内的学者，后变成了草根机构的创办人和负责人，到社区里面去推动社区的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草根组织更多是在跟着基金会的议题跑，跟着政府的政策方向跑，身处其中的草根组织摸索得挺痛苦，因为不清楚这个议题设定的界限在哪里。罗世鸿曾经创办的组织——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2008年被关闭了。因为这家NGO做促进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学习的网络化建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政府不愿意触及的话题，算是当时的一个教训。经过摸索发现，NGO如果纯粹只从权利出发开展项目，可能会碰到一些阻碍。
2008年之后，当年高地的一些同事成立了新的机构，从文化传承和保护出发有了现在的贵州乡土文化社，因为弘扬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也是政府推动发展很重要的手段，文化社的外部环境好一些。当然怎么样定义文化，文化怎样保护和传承，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经过几番探索总算知道了这个边界所在，NGO在这个边界内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并尽量做出特点来。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个新趋势——少数民族年轻人的民族认同感在加强。贵州一个在读大学的苗族年轻人，发起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因为苗族四处迁移，他们用世代流传的歌谣记录他们迁移的历史。这个年轻人就组织了社区的苗族年轻人按照苗歌，一个个地追溯祖先走过的地方，每到一个村寨，就在这个村寨再串起一些年轻人追溯下一个村寨，探寻他们的祖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有近200多人响应、参与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做得非常有影响，却几乎没有什么资金支持，可能仅得到两三千块钱的非常小额的资助，就成功组织了这个寻访祖先迁移路途、增进民族认同感的活动。
结语
经过多年的酝酿与催生，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NGO有了面貌一新的生长姿态，呈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文化觉醒态势，然而与其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相比，这样的力量还非常孱弱。我国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成为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无论是困扰凉山多年的毒品、艾滋病问题，还是前不久发生的切糕事件，均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扰。少数民族地区本土NGO的兴起，无疑是准确应对、温和化解这种危机最有效的力量之一。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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