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动态】社工组织小马车 难拉动政府购买大需求
近日，广州市投入3.2亿元向社工机构购买165项公共服务。从2008年开始，广州市政府对社工机构购买服务的投资成几何倍数的增长。然而日前，根据社工协会的数据显示，广州社工的缺口高达数千人。既然政府投入、关注持续升温，缘何社工岗位依然鲜有专业人士问津？我们的社会工作现状又面临着怎样的难题？依靠模仿我国香港等地的成熟模式，是否可以让我国社会工作迈向康庄大道？本报记者就一系列问题专访广东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首任主任谢泽宪、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吴木銮，探讨社会工作如何迈向职业化之路。 本报记者/ 王睿 陈小雁
现状：
社工“短兵缺将”难以满足需求
困难群体多需求大
近年来，一系列的社会极端事件的出现，常常引起这样的一种反思：良性的社工介入可以为避免悲剧提供另一种可能性。除了对极端问题的介入，日常生活对社工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加。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吴木銮介绍道，在内地，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单身妈妈等许多困难群体出现，需要健全的社工体系去服务，因此，需求非常大。
行业不稳定导致招人难
据广州市相关要求，广州需要社工8000~10000名，但目前有专业资格的注册社工仅有2551人。
对社工需求量如此庞大，为何行业内还是“短兵缺将”？谢泽宪认为，招人难跟这个行业不稳定有关： “从培养专业人才的方向看，即便广东高校培养的人才都走向社工岗位，依然难以填满现在对社工的需求缺口。然而毕业生还会考虑职业意向、发展前景。很多本专业毕业生不愿意参与到社工工作当中。”
社工教育参差不齐
目前，广州市共有六所高校设置了社工专业。对于社工教育，带过九届社工毕业生的谢泽宪主任如此评价：“广州市的社工教育积累比绝大多数省份要多。然而，即便广州高校的社工专业办学已有十多年，也有一批人才脱颖而出，但比起整个社会的需求，还是凤毛麟角。”而且，从全国整体的社工教育水平来看，谢泽宪认为还是参差不齐的。“我国社工教育和国际接轨有一定距离。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干别的行业去了，那凭什么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呢？”她说。
分析：政府用力过猛非好事
据民政局的数据，2008年至今，广州市用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从2008年的522万元猛增到2013年的3.2亿元。既然资金那么足，社会工作为何依然发育不良呢？吴木銮总结 ：“内地社工的专业化程度不够，而且社会对社工的认同度不高。”而谢泽宪则分析到，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社工组织与社会三方面准备不足。
从政府的角度看，谢泽宪认为，社会工作跟不上需求的原因是政府用力过猛了。“政府稍有点过度关注，政府近年来逐渐发现向社会机构购买服务，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便大力地投入。社会工作可以说是被政府‘捧着’‘哄着’。这样的关注度是好事，然而一次过铺开得太急，给社工行业的发育时间特别短，有点乱了阵脚。”谢泽宪说。
“西方国家民间力量发起为早，政府介入稍晚。而我们则是相反”在谢泽宪看来，政府近年一加大投入，便催生了众多的社会服务机构，而其中有些机构是奔着钱来的。“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经历过慈善运动，也没经历过没有经费的困难时期。这样发展顺序让我国的社工机构缺少了历练，社工领域没有经过业内自身的催生，因此是不够成熟，甚至是脆弱的。”她说。
谢泽宪认为在社会工作的意识和土壤问题上，我国处于非常稚嫩的阶段：“我们的社区缺乏自治的土壤，市民缺乏公民意识。虽然亚运会后，志愿者活动带起来的公民意识有所增强，但起步得晚，民间的公民精神、自愿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育得不够。社会要有平台来让市民参与到社会工作里面，从而养成习惯，形成社会氛围。”
社工在香港
需求：在香港，社工几乎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社工提供的服务类型非常丰富，专业性也强，为普通民众解决了不少问题。每562 个港人中就有一位社工，远超发达国家水平。
薪水：香港社工的起薪不低，但之后的薪水不敌其他行业，还必须是“全才”，但相比于医生、律师，社工工资还是偏低的，但社工这一行是非商业性的，不能用金钱衡量其价值。
教育：在香港，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只有三所，而社工专业几乎是每个学校都会开设的。在香港，做社工被看作是神圣的事情，政府也有意扶持高校社工专业建设。
——吴木銮
出路：
协助社工机构成长
政府要助机构自负盈亏
近几年，广州借鉴香港等地经验，尝试运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下称“家综”)的形式购买社工服务。然而面对社工机构专业程度低、公民意识发育未成熟，单纯的“购买服务”模式是否社会工作的破题之道？
谢泽宪认为：“在模式方面，政府要有开阔的视野，我希望在‘家综’模式的下，发展更多的模式。比如公益创投，民间出主意，第三方来评估创意的可行性，然后政府再决定是否购买。政府负责出政策，组织负责出创意，才能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工作氛围。”另外，她还提到慈善募捐的模式，该模式打破资金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可以增强社会服务的火力。
另外，政府在投入的同时更要鼓励社工机构自负盈亏。“目前的社工机构都是拿政府的钱，拿一分钱做一分钱的事，但是项目完结之后，组织该何去何从呢？”谢泽宪说。值得借鉴的是，西方的“社会企业”模式，糅合了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鼓励组织关注自身成长，也给传统模式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引入第三方评估保质量
目前，社工服务毕由政府出钱，该买哪家机构的服务，呼唤着政府招投标要高度透明。吴木銮说，在购买社工服务方面，香港政府受到廉政公署及强大的传媒力量的监督。
广州市民政局2010年颁布的《广州市扶持发展社会工作类社会组织实施办法》中提出，要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估，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监控机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社工服务做得好不好，政府、社工组织都不便作出评估，被服务对象又没有评估的专业能力。谢泽宪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参差不齐，因为掺杂利益，作假的问题时有出现，确实需要严格的管控与筛查。目前在广州，除了社工协会以外，仅有一家机构在承担第三方评估。当政府投入行业发展加快的时候，第三方评估机构就一定要跟上。”
主持人：李龙
让社工机构
“硬起来”
广州市投入3.2亿元向社工机构购买165项公共服务，去年这一数字为2.6亿元，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很大，但社工组织似乎面临着难以承接的问题。
政府有意开出大价钱，无奈社工机构“嘴小吃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社工载体的社工机构发育空间太小，导致专业社工即使空有一身好本领，也难施展。
一方面是社工市场需求大，政府肯花大钱购买服务；另一方面却是专业化的社工缺口也很大，社工组织发育不健全。要解决这一市场供求失衡状况，最关键的就是让社会组织“硬起来”，从而让社工机构能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生存空间。
如何让社会组织“硬起来”？首先政府要进一步放权。尽管去年广州出台规定，社会组织无须再找挂靠单位可直接登记，但社会组织登记后能承接什么服务，还决定于政府将服务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拿出3.2亿元购买服务值得肯定，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将不该管的、不需管的服务下放，否则别说社会组织“接不住”，即使接得下，也没有什么服务可接。实际上这也是政府转变职能、“减负”的应有之义。
其次，政府要放开对社工机构的准入门槛。比如说在广州，民间社工机构必须聘请不少于5名持有社工证的社工，才能注册成立。但持证社工本就缺口大，对于一个准备成立的社工机构来说，请到5名持证社工无疑是难上加难，因而只能转为地下偷偷经营。既然想扶持，为何不降低登记门槛呢？
最后，社区自治进一步加大。让社工机构“硬起来”，可以社区自治为突破口，为社工提供“用兵之地”。社区养老、卫生、家政、医疗等服务需求都很具体，这些服务既适合政府购买，也适合社工承担，这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社工发展的经验所在。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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