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不能像卖香水那样兜售慈善？
如果我们让慈善组织像商业机构一样运作会如何？让慈善机构支付给人才费用，积极地做广告建立市场份额——甚至为慈善业搭建一个股票市场。在1630年的宣道书《基督徒慈善的一种模式》中，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 温特洛普警告民众寻求世间财富的风险。他写道：“通过寻求快乐与利益，我们将确实灭亡。”温特洛普州长自己熟悉那些风险：当时，他和其商业伙伴正忙于计算从谷物到钢铁的大量货物贸易中可以赚得多少钱。
加尔文宗教教导，个人利益是通向永恒诅咒之路。他们如何与神交涉这份心灵的挣扎？慈善业成为了这份答案的大部分——慈善业是一个经济上的庇护所，在其中他们可以通过赚得一美元捐出五美分的方式，为其逐利倾向进行忏悔。
如今，美国人是全世界最慷慨的慈善事业捐赠者。据慈善编年史(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每年，我们把2%的GDP贡献给非营利组织，这是英国的近两倍。据印第安纳州大学的慈善中心称，约65%全美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家庭会和近乎每个收入大于10万美元的家庭一样，捐赠给某些类型的慈善机构。这些捐款相当于全美每位男性、女性和儿童每年捐赠732美元。
然而我们仅仅用一种清教徒的方法追溯捐款如何使用：去私是我们的社会变革战略。我们的方式核心的机能障碍轻易地受制于我们对慈善部门狭隘负面的标签“不为盈利(not-for-profit)”。
是时候改变社会对慈善与社会变革的看法了。非营利组织受各种限制——不可以支付执行官太多钱，或者花太多加班费，或者让善款承担风险。同时受到质问：是否拥有确实解决问题的所需能力。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但是这种观点伤害了非营利组织推进我们最迫切问题的能力。长期的解决方案需要对无法短期见效的事物进行投资。
人们对慈善业普遍存在以下5种误解：
第一，我们允许盈利部门基于人所创造的价值，支付其具有竞争性的薪水。但是我们对任何赚大钱帮助他人的人有着本能的排斥。你想要付给某人500万美元让其开发一款充斥暴力的巨型爆弹电子游戏？去干吧。你想要付给某人50万美元让其寻找一种小儿白血病的诊疗方式？将会被视作一种寄生虫。
两年前，参议员对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的首席执行官的退休金提出了一堆问题，其2008年的退休金为99.8591万美元，近一半的金额包括了对其退休的补偿款项。批评者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过去的八年中，这位首席执行官将俱乐部整体收入翻三番，达到了15亿美元。如果以损失10亿美元的代价，花10万美元雇佣一名不怎么有才的首席执行官，并保持其收入不变的话，俱乐部的情况会更好吗？
我们倾向于认为慈善组织的内勤收入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对于未来的领导者来说，这导致在“为自己”和“为世界好”这两者间的两者取其一的选择——这让走出大学校门的最聪明的孩子直接投身商业世界。
第二，广告与市场。我们告诉盈利部门花钱做广告，直到砸钱也无法再创一分的价值为止，但是我们不乐意看到慈善捐款被花在广告上。我们希望我们的钱可以直接给到需求领域——尽管所花的广告费用可大大增加善款。
在40年间，非营利部门没能从营利部门那夺走市场份额。但是如果非营利组织不让进入市场的话，其又怎能抢占市场份额？
第三，希望每次击球都能获得全垒打。如果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花2亿美元制片打了水漂，没人会叫最高检察官审查。但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创造了一个500万美元的社区筹款活动而没有为此获得70%的利润，其就会受到质疑。所以，自然而然地，非营利组织的领袖倾向于避免可能将其置于风险的新筹款活动。
第四，期望非营利组织设定产出结果的时间应为“马上”。亚马逊经营的头六年，没有返还给投资方一个子儿，投资方与公司携手并肩，因为他们明白其长期目标。但是非营利机构却被期待立刻把每一份捐款给需求方。这种需求被税表所规定，它们每12个月衡量花在直接服务上的金额。
最后，营利部门被允许支付投资者经济回报来吸引其资本。按定义，非营利部门不能这么做。所以营利部门垄断了数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而非营利部门则为发展与风险资本几近饿死。为什么投资家在让一个慈善机构规模翻番的投资上，不应该承担风险并且获得回报呢？为什么我们不想鼓励他这么做呢？
如果你对所写的针对慈善组织的隔离法则效果产生怀疑，考虑下一个合理的数据吧。
按乔治•奥佛豪塞(George Overholser)与西恩•石塔纳•斯托克顿(Sean Stannard Stockton)在博客战术慈善(Tactical Philanthropy)所写，从1970年起，年盈利过5000万美元的非营利组织数量为144个，而同期营利组织数量为46132个。
简而言之，我们正叫非营利组织处理的社会问题其规模是超乎简单理解之外，但却拒绝给那些组织所需建立起任何有效规模的工具。
近些年，一些专家已经提出“慈善曾尝试与失败且不再必需”的概念。他们说，商业将会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他们指出克林顿全球行动(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利用市场力量使用一种大量廉价的方式来生产穷国更容易买入的艾滋病药物。
但是随着商业所走过的道路，总会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份评估显示仍有180万的成人与儿童每年死于艾滋病。而且有些议题没有除慈善以外的市场。你如何用金钱来减轻一个因病无法出门成年人的寂寞？你如何解决那些缺乏必要资金想成为咖啡农的人们的经济需求？甚至全球经济的底层也对此束手无策。
商业无法解决世界性问题。资本主义可以——但当且仅当非营利部门允许这一点时。如果我们允许非营利机构雇佣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承担筹款风险、使用市场手段建立需求、并为形成新收入的努力投入资本的话，我们就可以机智地让民众解决那些问题，并无需寻求政府填补落差。
钱将从哪里来？从我们这里来。据捐赠美国(Giving USA)，如果我们允许非营利部门为慈善业建立类似好莱坞给电影业建立的需求，我们将顺利地达到必要的规模。如今，美国人每年给非营利组织3000亿美元。只有其中的16%(480亿美元)流入了医疗服务领域。其余的大部分费用流入了宗教和教育机构。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的慈善捐赠由占GDP2%提升至占2.5%，那每年将会多出750亿美元的捐赠。如果那笔热钱不按惯常比例地流入医疗服务领域，其将会使医疗问题得以如今得以使用的投资规模最多翻三番。
杰弗里•萨克(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估计终结全球极端贫困的费用为每年1750亿美元。单单美国每年慈善捐赠多出半个百分点，就可以让我们接近目标的一半。
投资发展这一理念可以创造增长并非纸上谈兵。
慈善机构需要建立什么从而让发展投资起作用？不需巨大的差别。慈善组织花钱做广告或者雇佣了不起的人才并不违法。我们觉得法律并不需要改变太多。慈善组织需要知道他们不会为了纳入非传统的商业运作而遭受捐赠方的惩罚。
有些法律上的变化应该被允许，比方说，慈善股票市场，在那里投资方可以从其风险资本生效和未来相关贸易的收入上赚取回报。不过我们思维的改变将会给开启进步提供足够多的空间。
如果不看其花了多少微薄的运营成本，我们如何评估慈善组织呢？只提三个简单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在达到目标前他们在做什么努力？他们如何了解情况？
这种类型评估的数据应该经由一个针对慈善组织的iTunes进行传播，覆盖美国的每个非营利组织，无论其大小，并频繁更新。这能替换负责评估的看门狗机构的破碎数字排列，他们的评估大部分基于运营成本比例，且只覆盖美国150万个非营利组织中7500个。
从17世纪30年代至今，慈善业是时候宣布独立了。在几十年前，猪肉生产商聚集在一起，改变其产品是充满脂肪的心脏病诱因的印象。结果诞生了口号“猪肉，另一种白肉”，这个活动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人们看待猪肉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改变人们看待慈善业的方式。如果我们可以做到，那慈善业可以改变世界。
来源：环球协力社 作者帕罗塔先生，创建了艾滋病骑行与乳腺癌三日筹款活动，新书《慈善案例：非营利社区如何自立并真正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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