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募基金会的10个误区
来源： 公益时报■ 崔子研
我国公募基金会已近一千家，还呈迅速发展趋势。公募基金会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都有一定的政府背景，从建立之初就有政府资源和公开劝募两大优势。但当非公募基金会以及草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后，公募基金会一支独秀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社会资源被分解，项目优势在弱化，同业竞争在加剧，生存和发展危机在显现。
尽管5·12地震为公募基金会带来了暂时的辉煌，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誉，但沉寂之后，各公募基金会又面临着艰苦的跋涉。除却政策环境、社会支撑等客观原因，一些公募基金会的认识和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暂称之为误区。
1.数字迷恋
指定的和相关的媒体，每年都在公布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发布者和阅读者大体都陷在了数字之中，最明显的也是大家最敏感的就是各基金会筹资和支出数字。
以数字体现规模和成就，既成为了社会导向，也成为了公信标志，各基金会只有在数字上大做文章，钱物累算，增大流水，装点账面，以求领先。经典项目少有涉及，社会作用难得显示。前一时期福布斯慈善基金会排行榜出笼，数字指标恐怕也是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数字说明一些问题，但数字不是唯一目的。每个公募基金会都是有设定宗旨的，首要的指标应该是围绕宗旨而开展工作的质量，社会示范影响和社会倡导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但现实中很少有基金会将这些作为第一追求目标和公告内容。
2.趋热附声
社会热点问题容易引起社会重视，也容易让基金会迅速获得声名。但如果偏离了宗旨，一味追寻热点、强发声音，倒有牵强之嫌、求名之感。
资助建校有人积极，就个个建校;资助灾区有人响应，就个个立项。一窝蜂似的挤在狭窄领域，未必科学和符合社会多元诉求。正如艾滋病是社会普遍重视的问题，但并不是需要每个基金会都要在此立项，因为艾滋病问题往往不只是钱的问题;农民工问题同样很大，但也不需要各个基金会都去伸手。
没有形成社会热点的问题，比如农民社保问题、痴呆弱智人群救助、濒危物种保护等，就较少引起公募基金会的关注，这就和公益理念是相背离了。
3.包打天下
现在各个基金会都有很多公益项目，有教育的、环保的、医学的、体育的、科技的、文化的等等，还在推陈出新。尤其是基金会直接操作运行项目居多，既不发包给专业组织，又不发挥草根组织作用。个个成了全能选手，家家成了项目大户。
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事物自身的规律实施，既保证不了高质量的实施成果，又形不成拳头项目。在扩大了社会选择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的无所适从，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
基金会项目的增多并没有带来效果的扩大，都在初级、低层振荡，没有几个基金会打造出类似希望工程的响亮品牌，难以突出自身特色。
4.重事轻研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公募基金会最为忙乱的就是设立项目、筹钱花钱，没有项目着死急，筹不来钱死着急，花不好钱着急死，总之围着钱在转。
搞研究的没在基金会，在基金会的不搞研究。许多基金会的政策研究、宗旨研究、项目研究、筹资研究、实施研究、评估研究、公信研究、能力研究、危机研究等等，一直落在实践之后。
有的基金会不设研究团队，不培养研究人才，不开辟研究课题，不总结研究经验，全面陷入事务当中，实践和理论的巨大脱节，给基金会的发展带来后患。
5.用人无择
公益事业是一门专业，也越来越会成为一门学问。
但现在从事基金会工作的人大体上是，机关出来的、企事业单位调入的、毕业学生分进的、社会招聘的。但严重缺少专业出身的、自身计划培养的、有过公益从业实践的。
最为关键的是绝大多数人进入基金会，只是作为工作变换甚至是休闲养老，而不是事业选择。没有事业选择的主观自觉性，就不会有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追求的一项事业，其结果可想而知。
6.官本作祟
脱胎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官本位社会的公募基金会，在现实中还难以实现向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的根本转变。
由于基金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原因，造成对主管单位的行政依赖。尤其是有的基金会领导人的职级任用掌握在主管单位手中，而不是现代基金会治理意义上的理事会，造成领导人自身利益和事业需要的冲突，很难避免唯上不唯实、唯官不唯事现象的发生。
由于基金会和各行各业有很多还没有脱离官本位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公益太多粘有官本色彩，首长出席、领导讲话、级别对应、衙门气派、行政命令、溜须拍马、家长作风、患得患失等等官本弊端都裹挟在公益之中，严重影响基金会的民本化、社会化、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
7.福利障碍
公益组织不一定必须是“清水衙门”，它既不是穷人的会所，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主义人群，更不是新的弱势群体。
公益工作是以从业性质标定的，而不是用收入多少区划的。尽管人们对公益事业认识不够充分，好像从事公益的人不该拿太高的工资，这是社会的误解。
基金会只有在为社会创造和谐的同时创造自身的和谐，才能促进和谐的良性循环。发展公益事业就必须吸纳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没有一个对从业人员福利待遇的正确认识，只强调奉献牺牲，这是空洞的、不现实的，也不会有长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就不能产生稳定敬业、创造发展的公益事业人才队伍，也不会有基金会的长足发展。
8.事件恐惧
公益事业就是一项社会事业，没有高于政府与市场。做好基金会上不了天堂，做不好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地狱。基金会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社会工作，没人把他特殊到无尘圣事，无错之事，做这项事的人也没人要求他是超人圣人。
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错，公益事业绝不例外。只是由于人们无限拔高地把公益事业和理想当中的圣洁连在了一起，致使公益事业怕错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尤其对于目前的公募基金会，信誉就是资源，资源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存，生存才能发展。
说到底，事件的恐惧不一定是敬业的体现，而更多的是自身的危机感使然。只见基金会在事件面前的解释推诿，不见真诚的总结和改进。这种恐惧的结果，不是改革了，而是保守了，不是进步了，而是畏葸了。
9.谈利色变
由于国情和认识所限，人们对基金会营利还不够认同。基金会为适应人们心理，为求得形象的光辉，也都耻于说利，甚至到了谈利色变的程度。
企业附捐怕被骗，联合营利怕损誉，项目赚钱怕人查，活动收费怕裹乱，投资增值怕风险，筹资成本怕体现，如此等等，只剩下静等捐款了。殊不知非营利组织发达的欧美等国家都通过政策保障，合法手段，支持非营利组织通过营利手段，实现非营利事业的再发展，没有一家只靠捐款的，有的捐款所占比例可谓微不足道。
除了这些国家非营利事业立法和有关制度较为完善外，非营利组织自身创造性发展至为重要。我们的公募基金会必须把着力点从“募”转向“营”，才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10.自我蒙蔽
基金会的作用大小是社会反馈的，是靠第三方验证的。但纵观各基金会简介、报告，到处不是第一就是首创，自夸宣传满目皆是，况且套路老套，以国家领导人的评价为指标，以作用夸大为能事，以回避问题、避实就虚为手段，以自定公信为尺度，以个别受益人说法为依据，以明星名人参与为衬托，以影响视听自我膨胀为目的，在没进步、没创新中蒙蔽社会和自我蒙蔽。只有发现自身丑陋，才能选择美好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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