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做公益有着“天然的优势”
在王振耀看来，媒体人做公益有着很多天然的优势。“他们能把问题看得更全一些，更透一些。他看到苦难就想办法去改进，就开始组织行动起来，对法律的贯彻、对问题的解决、对社会结构的改变，都会产生很正面的影响。”
崔永元、邓飞、王克勤、陶海军……他们既是媒体人，又涉足公益圈。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媒体人做公益，如今已经成为潮流。尽管做公益的媒体人往往被认为具备多项“天然优势”，但他们之中不少人仍然面临着种种尴尬与考验。
10月12日下午3点32分，在王克勤刚刚发布了“大爱清尘最新简报”微博的一分钟后，就有了第一个转发。“大爱清尘”是他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基金，旨在为中国尘肺病农民提供救治。
王克勤有着47万多个“粉丝”的新浪微博是“加了V(通过微博的实名认证)”的。在他微博主页右上角的新浪认证一栏，写着他的认证身份：“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如果换一种表述，他是一个投身公益的媒体人。
随着中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媒体人投身公益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媒体人做公益如今已成为潮流，而并非简单的现象。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几乎都由知名调查记者发起并调动众多媒体人参与推动的。在媒体圈中，也不乏记者转身成为“公益人”的案例。
因报道走上公益路
“在别的国家，我看到做公益的媒体人不多，中国是很特殊的。”王振耀认为，中国媒体人做公益，正是公共知识分子有社会担当的一种表现
王振耀还一口气列举了一连串的名字：小崔(崔永元)、邓飞、王克勤……“你可以列一大堆人。”他说。
“在别的国家，我看到做公益的媒体人不多，中国是很特殊的。”王振耀认为，中国媒体人做公益，正是公共知识分子有社会担当的一种表现。
在王振耀看来，媒体人做公益有着很多天然的优势。“他们能把问题看得更全一些，更透一些。他看到苦难就想办法去改进，就开始组织行动起来，对法律的贯彻、对问题的解决、对社会结构的改变，都会产生很正面的影响。”
“好多媒体人都比较感性——有时候，为了帮助别人，他们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掏光了。从职业上来讲他们有着巨大的同情心。”对于一个又一个媒体人投身公益，王振耀有着自己的理解。
发起“保卫母亲河”公益行动的央视调查记者陶海军，就坦言做公益源于自身经历。
2006年，陶海军前往甘肃徽县进行铅中毒调查，调查的所见所闻给了他极大的触动。陶海军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就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思考，除了通过自己的职业报道污染问题以外，自己还可以做什么?
陶海军还特别跟法治周末记者分享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他前往调查的一个村子，正好碰到了一群中午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因为之前已经做过一些功课，他知道儿童如果血铅超标，重则影响智力，轻则牙齿会缺损。于是，陶海军让这些小学生停了下来。
“我当时就想看看这些孩子们是不是这种情况。当他们全部张开嘴的时候，所有的孩子无一例外，中间一颗牙齿全部都掉了。这些孩子的牙齿全都是黄色的、有缺损的，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重提此事，陶海军语气中仍显激动。
王克勤同样如此。这个以发起“大爱清尘”活动闻名的媒体人，早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投身公益。
2005年，王克勤历时数月、三赴河北邢台采写了4万多字的调查报道《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随后，王克勤推动了一场被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评价为“中国艾滋病各区域中救治最为成功者”的邢台艾滋病救助行动。
“大爱清尘”基金会最初也是源于对甘肃古浪尘肺病农民的报道。这些尘肺病人的悲惨境遇让王克勤深受震动——“一百二十多个尘肺病农民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我就觉得这些尘肺病农民的生活太苦了，一家媒体的力量不够。”王克勤说，他起先给很多媒体写介绍信，后来想到微博，就开始通过微博动员更多的媒体，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关注甘肃古浪的尘肺病农民。
王克勤的努力有了回报，甘肃地方政府最终出资1200万元用于古浪尘肺病农民的救治。而这也给了王克勤更大的激励。随后，王克勤又开始组织四川乐山的尘肺病农民的救援。
“后来我发现公民个人救援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资金募款的管理问题、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前线团队的调控问题等。正在我纠结和痛苦的时候，2011年3月，有人跟我说：好办，成立基金会。”王克勤回忆。
于是，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大爱清尘”项目。
媒体人的“天然优势”
“在一些人看来，问题尽管一直存在着，但只要不被媒体报道，就不是问题。媒体报道后，众多媒体又跟进报道，问题得以曝光并被很多人关注，这时，问题就真成了问题”
王克勤直言，媒体人做公益有巨大的优势。
在王振耀看来，媒体人做公益，声势更大，影响力更大，“能把国务院的政策改变，这对一般的慈善组织来说是很难的”。
“这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包括社会问题的议程设置原理、知晓原理还有社会动员规则。从这几方面讲，做媒体的人推动公益具有天然的优势。”王克勤说。
王克勤告诉记者，所谓社会问题的议程设置，就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政府的解决不在于有多重大，而在于这个问题能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众生哗然的时候，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去跟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规则。
“河北邢台艾滋病问题让我更加坚定了对这个规律的认知。在一些人看来，问题尽管一直存在着，但只要不被媒体报道，就不是问题。媒体报道后，众多媒体又跟进报道，问题得以曝光并被很多人关注，这时，问题就真成了问题。”王克勤感慨。
王克勤提出的知晓原理和社会动员规则和陶海军不谋而合。在陶海军看来，做公益除了热情和坚持之外，还有两个要素特别重要：一个是组织动员，一个是宣传推广。
“这种组织动员能力，一是需要有这种能力的人来号召，二是其实一个人还不够，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所以，我现在之所以联合了很多有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士，原因就是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加强组织动员方面的号召力。”陶海军解释。
陶海军还提到，媒体人做公益，还有社会资源上的优势。“因为在媒体圈呆了很长时间以后，各行各业的人可能都打过交道，包括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基金会、高校、企业界、影视界等。”
此外，陶海军还认为，媒体人的判断力、组织能力以及宣传推广能力，使得他们做公益时也有“专业优势”。
善借微博之力
“当时我们参与的好几个人对我说：王老师，完了，搞不下去了。”王克勤坦言，这一切对自己的打击很大。他于是“像疯了一样”发微博
作为供职于传统媒体的记者，陶海军的公益之路却始于微博。
“其实我介入微博相对来讲在媒体人当中还算晚的。2011年，我才开始进入到微博的圈子当中。2012年年初，在微博中看到大家在说水污染的问题后，我也曾经发起过一个小小的活动，看能不能做‘十大污染河流’的评选。”陶海军笑着说。
虽然这个活动当时在微博上有一些人响应，但却并未推广开。陶海军认为，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性”不强。
“到了今年年初，大家又在议论水污染的问题。一些网友还在网上发了零星的图片，但是并没有引起关注。我在微博上跟一些媒体同行互动后，就想，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图片收集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并且在全国巡回展览。”
2月12日，陶海军发出了第一条“哭泣的母亲河”图片“征集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天不到，“征集令”在微博上就获得了很多人的转发，其中包括王利芬这样的“大V”。
随着活动反响越来越大，在微博上给陶海军出主意的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
有人建议，可以把哭泣母亲河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标记出来，还有人建议推动相关公益诉讼。收到这些建议的陶海军，开始思考“能不能有一个平台让大家信息互通”，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随后，“保卫母亲河”公益活动应运而生。
王克勤把微博看得极为重要。“‘大爱清尘’可以说是中国微公益的旗帜和标志性项目。为什么?因为它是完全依靠微博崛起的公益项目。微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王克勤告诉记者，“大爱清尘”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各种因素差点夭折。
从2011年6月15日到6月28日，“大爱清尘”刚刚起步的13天里，公募账户上只有3笔捐款，总计2500元——其中来自社会的捐款只有两笔。
“当时我们参与的好几个人对我说：王老师，完了，搞不下去了。”王克勤坦言，这一切对自己的打击很大。他于是“像疯了一样”发微博。结果，1.5的视力迅速下降至0.6。“我每天都在发微博，发啊发啊发啊，奇迹就会产生。”
王克勤所说的“奇迹”，是姚晨的一条转发。“6月28日23点03分，姚晨转发了我的微博，于是好多‘大V’跟着姚晨转发。一夜之间，我们公募账户上就多了四十来万。姚晨(的转发)对‘大爱清尘’是历史性的转折。”王克勤感叹道。
“综合性”角色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适当的调整，跟对方‘握个手’，就能争取更多的资源”
虽然已投身公益逾8年，但王克勤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公益人”，而是一名义务工作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从调查记者到今天的“公益人”，他的身份或根本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做记者的过程中我是在遏制罪恶对个体生命的伤害，捍卫每一个人的基本**和生命的尊严。今天救更多人于苦难之中、生死之间，也是在捍卫生命的尊严，因此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和**捍卫者。”王克勤说。
不过，王克勤也表示，身为媒体人，做公益前后仍有不同：“原来我是单兵作战，把自己的稿子写好就行了。现在，我们有2500多名志愿者，19个工作基站，作为领导者，我必须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做事情要相对更加理性和稳健。”
陶海军则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这种变化：由原来一个技术性的角色转变成了一个比较具有综合性的角色。而在这种从观察者到执行者的过程中，陶海军也有着和王克勤一样的体会。
“做节目的时候，我的语言可能会比较犀利和尖锐。经过这半年以后，我的语言开始趋于缓和。因为我会发现(一些问题)的确牵扯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一些妥协。其实妥协有时候是以退为进，这是我特别深的一个感受。”陶海军说。
陶海军跟记者举例，对于水污染问题他提出了要“官民联合”，但有时候一些环保人士包括一些公众对此并不理解。
“有的人可能就是站在自己个人的角度上想问题。我们在付出了很大努力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是觉得你沽名钓誉，或者说‘腰杆还不够硬’，希望我们对政府的督促更犀利一点。”
在陶海军看来，自己在做公益的过程中，必须“讲究策略”，同时顶住来自公众的质疑和压力。
王克勤也坦承，如今跟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关系，而放在过去，则是很单一的“保持距离”。
“有时，跟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商量合作，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在只做记者时，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但当身后站着600万尘肺病农民，就必须为尘肺病农民的生死多加考虑。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适当的调整，跟对方‘握个手’，就能争取更多的资源。”王克勤说。
面临“更专业”要求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做公益事业的。公益做出来，想要在管理机制上非常顺畅，就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把你的管理机制理顺”
除了有时要面对一些质疑和压力，媒体人做公益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王振耀就专门指出要注意专业化。
“专业化是要有一定专业化的知识、专业化的组织、专业化的力量。”在王振耀看来，这是从热情出发做公益的媒体人下一步需要注意的方面，“这样的话你会做得更成熟、更可持续。其实，他们之中好多人都感受到了。”王振耀说。
陶海军就是其中一个。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做公益事业的。公益做出来，想要在管理机制上非常顺畅，就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把你的管理机制理顺。”陶海军说。
陶海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一直在物色公益领域的专业人才。而自己之所以特别强调做公益要以高校为基础，而且是教授带头，以硕士生、博士生为主力军，以本科生为生力军，就是因为有加强专业性的必要。
事实上，对于眼下刚刚起步不久的“保卫母亲河”公益行动，陶海军准备用三五十年的时间来跟进。在陶海军眼里，这不再是一个话题，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
“所以我特别强调两点，一个是专业化，就是跟你的工作、学习的专业结合起来，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另一个是社会化，就是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人人出力、滴水穿石。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陶海军说，自己特别不赞成“苦哈哈地做公益”。他认为，如果公益事业最终带来了负担，那么就应该以工作为主、公益为辅，甚至可能先把公益方面的工作暂停。
在陶海军看来，眼下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所擅长的事情。虽然公益事业挤占了自己的一部分休息时间，但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还和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其实现在媒体公益这一块特别重要，我的媒体人身份可以促进公益活动，同时公益反过来可以促进我媒体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很良性的循环。”陶海军说。
今年年初，离开媒体的王克勤则把自己目前的状态称作是“下岗”。他说，自己未来还是要找一个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现在，他的任务是认真休整、做做公益，读读书、充充电。
王克勤觉得，自己做公益，收获了内心的踏实和快乐。“就这么简单。”他笑着说。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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