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谁的自娱自乐？
按：为期两天的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终于结束了。有人在朋友圈里调侃这是“年度自娱自乐的盛会”。主页君刚刚百度了一下，到目前，仅有腾讯、新浪等少数几家网络媒体的公益频道发了新闻通稿。
基金会本来就是个小圈子，公众的关注度有限很正常。可问题是，既然被盖了“自娱自乐”的章，那么究竟娱了谁？又乐了谁？
这是该论坛举办的第五年，轮值机构是华民和凯风。华民的创始人是“资本精神”的卢德之，凯风的创始人是扭腰时报里的段伟红。因此相较以往，本届开幕式请到的嘉宾级别更高。但嘉宾级别的高低与观点的新鲜与否没有关系，观众们太需要“干货”了。
下一届的轮值机构暂定为友成和万通。之所以说暂定，是因为据了解某家秘书长实在不愿意接这个班，理由是“沟通成本太高”。至于什么是“沟通成本太高”，大家各自理解吧。
今天推荐的是一篇两年前的旧文。原因是那些碰撞和消耗，今日依旧类似。
一场论坛背后非公募基金会的中国速度
来源|公益时报
作者|张木兰王烨
2011年11月24日，“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召开，这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年度盛事。一定程度上，它引领了这个行业的方向，彰显了部分组织的话语权。但对于整个大公益领域的其它参与者来说，对它却并不是那么熟悉。
记者试图通过对本届论坛的客观描述以及对论坛历史的回顾，为你展现这场聚会背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发展状况。
乱象中的“自我修正”
11月24日开幕的“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地点选在了四环开外的北京大学。北京不堪的交通加上早八点半开始的签到时间，让不少与会人员没能按时到达。
会场摆满的椅子上坐着来自全国各地13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代表，40多家NGO组织的代表，各种领导、专家学者的代表和50多家媒体的记者。加上慕名而来的各路观众，现场“挤挤一堂”.偶尔一两个随意的，干脆席地而坐，一边听着台上发言，一边翻着刚刚领取的种种资料。
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国家税务总局政法司副处长傅靖坐在了第一排--这些是此次论坛的最重要嘉宾。
开始一段时间后，现场变得有序起来。
论坛的老朋友曹德旺是在参与环节到来时进入会场的。他参加了上午继领导、学者和发起人讲话后的第一个环节--非公募基金会创办人圆桌论坛，主题是“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推动社会进步”.主持人杨澜面对这个“巨大的话题”,进行了几个类似“今年公募基金会受到质疑，非公募基金会是加速还是减速？”的提问--不偏激也不跑题。“我相信将来公募基金会就没有了，公募基金会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政府的”--这是曹德旺的发言亮点，被现场的很多人引用发在微博上。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俆永光则是论坛当天最后一个环节--“非公募基金会：困境与突破”圆桌论坛的主持人。参与嘉宾里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金锦萍。俆故意把话题引到“基金会把钱捐给基金会”上去，在此前，窦和金就该做法是否可行曾进行过一次激烈辩论。窦从基金会自身出发，坦言曾为四家基金会注册资金出过钱，认为并无不妥。金追究钱的用途以及这种捐赠是否算做公益支出，因而认定做法不可行。最后由于时间关系，徐禁止了金的阐述，以“南都公益基金会曾为两家基金会出注册资金，其中一家注册资金400万，南都捐了390万”结尾，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有观众不同意。一位来自陕西某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针锋相对：“我听说有三家基金会在做一个三方协议，互相捐赠，目标是完成每年至少8%的捐赠任务。基金会捐资给基金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在作假。”俆永光说。
实际上，本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持续三天，而记者大多数笔墨都只描写了第一天的状况，是因为第三天的活动地点设在论坛的轮值主席单位--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的所在地--北京郊区的一座名为“凤凰岭”的山上，探讨的话题为“宗教慈善”。
而第二日的会议则被主办方定义为“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内部交流，仅限于非公募基金会参加”.对于这种做法，在之前11月19日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新闻发言人光华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赵华给过这样的解释：第二天基本上参加的都是基金会的理事长、秘书长，这样的角色，他们可能说话会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空间，进行一些内部的讨论。
“2011年的公益丑闻太多了，从郭美美开始，让许多公募基金会都受到了冲击。虽然没牵扯到非公募基金会身上，我们也怕啊。不让媒体参加，是希望私下能探讨一些这种问题，算是提前自我修正吧。”另一位非公募基金会秘书长的交代似乎更让人信服。
不同的时间相似的主题
掐指算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历史并不算长。论坛始于2009年，是由国内的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网络。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官网上这样写到：论坛旨在“加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
论坛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共举办了三届。
说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诞生，就不得不提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状况：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打开了民间资本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大门。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成为论坛诞生的背景。
在组织结构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并不那么严谨。每年由十来家非公募基金会共同支持，每家出一部分办会经费。论坛的轮值主席单位由各出资基金会轮流担任，主要负责组织和指导秘书处工作，完成论坛组委会布置的任务：邀请嘉宾、确定主题等等。
以在2009年举办的首届论坛--也是业内许多人私底下认为“办得最好的一届”来说，首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八家单位主办，时任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杨岳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担任了论坛的轮值主席。“当时徐永光老师主抓这一块，许多人意见不合时，他能最后拍板，所以各个环节沟通起来都比较流畅”,有人这样总结当时的情况。
首届论坛的成功刺激了各非公募基金会参与的积极性，参与论坛主办的机构不断增加，但效果却似乎没有朝着想象中的样子正向递增。
2010年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主办机构达到了13家，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和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担任了该届的轮值主席单位。及至今年的第三届论坛，主办机构增加到15家，轮值主席单位为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出钱的机构多了，说话的也就多了，都想指手划脚，一旦没有一个权威人物统领大局，就容易乱套”,一位论坛曾经主办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是草拟的新闻通稿中的一句话，几家机构还会各有异议”--这似乎是对这种尴尬局面的极好注解。
在“第三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会场的背景板上，打着这样几个大字：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是此次论坛的主题。而上两届的主题分别是“成长中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项目成效”。
虽然主题角度看起来各不相同，但翻看历届的会议日程，不难发现各分论坛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透明、税收、自律等等。“跟你们记者写稿子找点是一样的，同样的事情很难有新意，并且行业里问题就这么多。各家意见也都多，最后肯定折中选一些大众的话题来探讨。”对此，工作人员也很无奈。
公募基金会的“漠不关心”
24日论坛议程进行到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演讲环节时，他没有如约出现。这样很多人心里嘀咕。
在这个领域里，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对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一直颇有微词。原因很简单：《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在社会上进行公开募款。本是同根生，凭啥我不能？并且有数据证明在捐赠收入方面，有着政府背景和公募资质的公募基金会并没有突出表现。
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其中将基金会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提供服务的收入、政府补助的收入、投资受益和其他收入五项收入构成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来自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92.02%,而全国公募基金会的该比例为89.45%。
针对这组数据，《报告》中总结：“公募基金会是可以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募捐的，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公开募捐，但结果却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比例更高。”“非公募基金会对于政府资金的依赖相对较少，相对于公募基金会更加社会化，也相对更加独立自主。”
这些结论让部分非公募基金会的代表们渴望公募的心情更加坚定。“非公募基金会第一个困境就是政府限制公募，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都有一个愿望想公募，我们希望项目做好，能够吸引更多的钱进来。”在本届论坛主题为“非公募基金会困境与突破”的圆桌讨论环节，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朱建刚如是说。
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看来，打破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限制，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在现阶段显然不现实。“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起步时间不长，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在这个领域各方面的机制建设比较到位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来看还需要一个分步实施的过程。”秦国英的表述客气却又谨慎：与公募基金会相比，在影响力、专业程度和成熟度上，非公募基金会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就像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妻，在公益这个相同的领域里貌合神离。他们鲜有交流，互相看不上眼，却又都从不在台面上彼此指责。当然，他们很少有机会同时出现。他们会用两种完全不同立场、不同体系的语言去表达同一件事情。
数量迅猛增长，成绩差强人意
2004年，非公募基金会走上舞台，开始以人们始料未及的速度迅猛发展。
从“中国社会组织网”和“基金会中心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数据：2005年，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为253家；201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79家。对比公募基金会在此段时间内从721家增长到1178家的表现，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的发展之快。
当然，数量显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虽然目前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基本持平，但在资金规模及总收入和总支出上，仍存在很大差距。以2010年为例，公募基金会的总资产是非公募基金会的1.79倍，总收入是非公募基金会的2.65倍，总支出是非公募基金会的4.22倍。
记者用最简单的方法算了这笔账。2010年，公募基金会的总支出为2072016万元，公募基金会数量为1078个；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为1065个，总支出为490764万元。也就是说，在2010年，平均每家公募基金会支出了1922万元，而平均每家非公募基金会则支出了466万元。
在“基金会中心网”的“TOP100”栏目中，能够发现非公募基金会2010年公益支出的排序。前五位分别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其中，以学校命名的教育类基金会占了4个。而在当年的捐赠收入排序中，教育类基金会也占了前5位中的4位。
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教育类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占了非公募基金会本不突出的公益支出总额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推测，刨除教育类基金会，剩余非公募基金会在2010年支出的平均值应远不足四百六十六万元。
尽管如此，但有意思的是，由于教育类基金会的特殊性，其在非公募基金会领域的活跃程度却不高。
在学术研究中，普遍将非公募基金会按名称类型分为四类：以学校命名的教育类基金会、以企业或企业家命名的公益慈善基金会、以社会名人命名的基金会、其它类基金会。
在“第三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15家发起机构中，只有一家是以学校命名的教育类基金会。主持第二天“大学基金会分论坛”的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黄震也在论坛结束后发表感慨：大学基金会是基金会研究中的蓝海。
在数量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却在形色各异的领域里取得了算不上差强人意的成绩--这就是事实。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理由相信，非公募基金会定会日益完善与健康，就像大学基金会那片蓝海定会发展成为红海。
来源：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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