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型基金会，渠道为王，及实战式倡导
作者：冯永锋来源：新浪博客一个群体繁荣的标志应当是权利在每个人身上自由闪光，创造力及正能量也因此在社会上高频率地输出与熏染。然而有一些群体的控制者却相信，只有通过集权和专权才可能让“社会更繁荣”。他们相信给公众施舍的自由越多，公众就越可能生活幸福。他们相信有效的控制会让社会的稳定系数增高，冲突的风险降低。他们相信社会的苦难会通过顽固的遮掩和偶发的抚慰，让承受者成为沉默的牺牲品。
社会的希望来自于草根的自由表达。在中国环保界，2013年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新风尚。总结下来，就是追逐型的基金会或者说社会资助开始成为潮流;总结下来，就是受“行动至上”的影响，实战式倡导的创新与创意的花样，更加富有吸引力;总结下来，就是“渠道为王”的时代正在到来，证明草根组织发展已经过了“明星引路”的时代。
“追逐型基金会”开始起跑
环保行动者的出现，总是先于基金会对其的感应。基金会按理说也不是“基金会”，而是社会的各种可能支持的资源，有些以基金会的面目呈现，更多的则以“暗物质”或者“反物质”的形式存在于行动者的周边，观察他的言行，考察他的作为，评估他的辐射力，追踪他的前行方向。
一个人真要愿意参与环保或者说社会公益事业，其前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社会的支持。在不同的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一个月前可能适合的资助方式，一个月后可能就不太适合了。不同的人在业内的发展轨迹也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个人合用的支持方式，对另外一个人就可能不同。而且，越是异端，越有创造力。但恰恰是越是异端，越挑战社会支持系统的神经和接应才能。
于是，当奔跑者已经起跑，追逐者该如何跟风?作为奔跑者需要的诸多支持方式中的一种，基金会如何跟得上奔跑者的速度的需求，在其最需要的时候，总能支持得“到位而默契”，“低调而有力”?
理论上说，要想做好资助工作，所有的基金会都应当成为“追逐型基金会”。面对动荡而充满公益生机的时代，基金会的服务意识要强，支撑意识要强，快速而精准的意识要强，自甘认错而担当风险的意识也要强，甘为他人作嫁衣的意识更要强。
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家“公募型基金会”——不论是国家级公募基金会还是区域型公募基金会，都应当有这样的配合行动者需求，快速发起公募的能力。这样才可能“把公募权用好”。
要把公募权用好，还要打破两种常规行为状态。一是要打破只知道向大企业筹资的行为模式，期待一笔到位，募一次用十年。二是要打破只针对大灾大难才发动社会募捐的行为模式，平时毫无作为，每天期待灾难发生。
打破了上面两种正在把公募基金会拖向死亡深渊的行为模式，就必须要树立两种新的行为模式。简单来说，一是要树立面向公众发起“零钱募捐”的行为模式，创造更多的公众参与公益行动的渠道。二是要平时大量设计“常态募捐”的行为模式，训练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或者合作伙伴，随时可以依据需要发起募捐。
要树立新的基本行为模式，在当今时代，倒也简单，就是大量了解公益行业值得资助的个人、团队、业务方向，长期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随时掌握其公益脉搏，捕捉公募灵感，与其形神合一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小额度募捐。需要募集的钱不多，但感应的速度在加快，服务方式符合当今公民社会时代的基本心理。
何况，依需求而发动的小额、定向公共募捐，其过程是最好的“社会游说”和公众倡导过程。募捐过程也是最好的信息传播过程。募捐过程更是吸引公众帮助监督公益项目的过程。募捐过程也是最好的团队能力训练过程。对公益事业保持足够的敏感力，才可能对公益事业保持足够的热诚，也才可能在小额度公众募捐的持续训练中，提升员工的基本技能和“行业融洽感”。
是的，某种程度上说，“行业融洽感”是当今公募基金会身上最欠缺的素质。要想追逐上公益行动者的步伐，公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主动到行业内浸泡，一起助跑、陪练、共同行动、共同创造，那么，其工作人员永远与行业有着奇怪的隔阂。
说完了公募基金会，现在再说说非公募基金会。中国据说有30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似乎都还在把资金用途指向于腐败成性的政府。而只有2%左右的基金会知道把钱用来支持真正给社会带来活力和希望的草根公益组织。2%能分到环保领域的，自然就更少了。不过，好在最近有几家非公募基金会明白了自身的社会定位，开始在人才资助、机构资助上用了颇多的工夫，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探索。
非公募基金会往往是事先有预算的，一年就那么点钱，就那么点事。如果把公益行动者的需求剖析开来，就资金而言，不外乎是两种，一是“做人成本”，一是“做事成本”。公募基金会随时可进行社会发动，容易解决“做事成本”，但不易解决“做人成本”。而非公募基金会不需要随时进行社会发动，其节奏和品性，适合在当今时代帮助解决“做人成本”，也就是多层次互相联动的人才资助、机构资助。这样，在公益行动者满足社会的“做事需求”的时候，尚且能够保证其自身的生活稳定性和机构自由度。
“渠道为王”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今的社会真是为公益蠢蠢欲动的社会。几乎是个人都在琢磨如何“做公益”。这么说来，一批“公益大腕”会在近几年以超音速甚至超光速的方式一夜之间、一秒之间成为耀眼的公益明星，进而发展成一大批闻所未闻的“公益新势力群落”，确实也是时代必然。
还是习惯性地拿“公益大腕”之一邓飞来举例。2012年底，邓飞携同诸多公益大伙伴，发起了“让候鸟飞”公益项目;紧接着，在2013年初，邓飞又携同诸多公益大伙伴，发起了“中国水安全计划”。与邓飞发起的其他几个直接面向人的公益项目相比，这两个直接指向环保领域的公益项目，直接面临的问题是：谁来承接这些汹涌而至的社会资源?
邓飞此前发起的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微博打拐、暖流计划等公益项目，有望整合成“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统一打包，面向社会。同时，其疏导系统大体已经建成，其每天的公益实战所带来的政策倡导和社会影响，也都在一天天呈现和坐实。
如果我们睁大了眼睛放开了思路来想，“让候鸟飞”和“中国水安全计划”也可以整合进“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因为“水不安全，谁安全”?同样，“生态不安全，鸟类不安全，动物不安全，谁能安全”?而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针对他们的公益就是对整个社会和生态的公益。
但运行一年或者近一年来，民间公益能量的输送渠道问题，开始成为最有意思的话题。邓飞等公益大腕的出现，不仅仅是在募集资源或者倡导新风方面给社会带来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公益能量的输送格局。
话说民间公益能量的输送需要三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社会，第二个环节是公益组织或者说环保组织，第三个环节是公益的需求方或者说目标群体。如果说，传统的环保组织，在发现目标群体方面的作用力还算富足的话，那么，在社会资源发动方面，能力是稍嫌偏弱的——这也是环保组织经常哭穷、指责社会支持度不够的原因(虽然细分起来，很多时候是环保组织自身的社会发动意识不强)。
但邓飞等人带来的恰恰是强大的社会能量洪流。这些能量来得是如此的强大、混乱和不由分说，以至于如何输送、分配、有效导流这些能量，成了“中间疏导环节”——也就是环保组织，最为困难的问题。能量不是来了就能接收的，也不是接收了就能使用得当的，中间的疏导、化合、导流、增持的环节如果不建好，稍有不慎，公益大腕辛苦许久积累出来的社会声望，就可能一夜坍塌——当然也可能重新恢复，但毕竟，会对社会对民间公益的信任，造成那么一两次重挫。
于是，“渠道为王”的时代开始到来。这边是大量社会资源汹涌澎湃，呼啸而至;那边是环境问题潜流险滩，纷至沓来。各个类型的环保组织，只要稍有能力，就可以在资源和困难的化合釜、路由器中，迅速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对照一下一个新兴商业的发展模式，就会比较了然。就拿已经成为“旧产业”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发展史来说吧，一开始的时候，概念、理念、明星人物占据着各新闻媒体的版面和社会的神经，“品牌为王”喧哗与骚动一阵之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渠道在哪里”。因为渠道在哪里，消费者就在哪里。消费者如果不通过渠道与生产者进行关联，那么，再好的产品，再新的理念，也没有任何的价值。无论是商业产品还是公益产品，其社会化的过程，都得通过渠道进行有效的导流与对接。
在这时候，“渠道为王”考验着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换句话说，这两年，资助环境保护的基金会们，开始强调“枢纽型组织”的重要性。有些机构为了找到像样的枢纽型组织，甚至不惜把资金匹配给国际老牌的环保组织的“中国办事处”。当然，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样的看着极为靠谱的枢纽型组织，自然就成了许多基金会“策略发展”的最佳伴侣。
被业务定义为“能修渠道”组织，确实难能可贵。它们“美丽善良有爱心，聪明能干愿担当”，集聚了“做事鲜明易判”的诸多好优点。面向基金会，有说服力;面向合作伙伴，有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很自然，是一条条非常好的公益能量输送带，是一条非常好的“公益骨干渠道”。
如果有人问邓飞，“让候鸟飞”和“中国水安全计划”发起之后这一段时间，他的团队都干了些什么，相信邓飞的回答一定是，我们在悄悄地修建渠道，挖战壕，练兵法，结交各路盟友，准备形成强大而松散的民间环保新势力。
所谓的“渠道”，其实就是“小伙伴链条”——你的小伙伴在哪里，你的小伙伴的小伙伴在哪里，你的小伙伴的小伙伴的小伙伴在哪里……伙伴之伙伴，伙伴之伙伴之伙伴，无穷尽也。公益明星邓飞所发起的“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其运营团队现在全力经营的事业，是大量铺设渠道，是积极与旧有渠道联结，并让新旧渠道以全新的方式，联成活力四射的环保行动者网络。
“实战式倡导”最为服众
环保组织天生就是做倡导的，或者说，环保组织的工作，永远是“基于困难，发动公众”;发动公众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倡导的过程。但如果仔细分辨，当前中国的环保组织，或者说在中国生存的国际及国内环保组织，国有及草根环保组织，做起倡导来，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实战式倡导”，一类叫“表演式倡导”。
一开始的时候，不太好分清，谁在表演，谁又在实战。慢慢地，就搞清楚了。“实战式倡导”是当前中国环境恶化时代的典型特征，环境恶化的速度和剧烈度、频密度，远超过环保组织或者说公众可能抵抗的能力。于是，公众或者说环保组织永远是在资金、实力、意识、技能都远远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就被迫遭遇到了“千年等一回的环境大事件”。这大事件，不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就是严重的生态破坏。这大事件，不是当地政府促成，就是当地企业造就。这大事件，只是中国诸多环境事件浮出水面极少的一部分。这大事件，要么是大量隐性环境恶化的前兆，要么是显性环境伤害的恶果。
于是，义无反顾地参与“环境遭遇战”，就成了当今环保组织的宿命或者说使命。于是，遇见问题，迎难而上，就成了“实战式倡导”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很多步，而且每一步都不可预测，都需要快速而灵敏的捕捉，都挑战着当事人的心智和勇气。也许举个漫长的例子来说明，会更有意思一些。
像很多地方一样，温州的党政领导，也一直有个心疾，就是觉得土地总是不够审批以支持疯狂的开发。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在以各种巧妙或者不巧妙的方式掠夺土地，哪怕土地到手后闲置几十年，他们也相信这样只会增值，只会让自己心安。中国的土地“国有”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农民手中，也就是所谓的“集体土地”。国有土地的掌权者要是想要掠夺“集体土地”，以实现破坏式、污染式、掠夺式的发展，办法不外乎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村转变为城市社区，把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把住平房和别墅的人赶进塔楼里。
但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荒”。开荒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挖山，二是填坑。最好的办法，就是“移山填海”，这样，山被弄成平地，可得到一大块地;大海、湿地被填平，也可得到一大片地。温州靠近大海，于是，向大海要地，向滩涂要地，就成了政府暗中鼓励、民间冲动妄为的理想模式。
话说温州有个聪明人——据说还是一个县级市的人大代表，把当地的渣土、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拉到一个上百亩的湿地里，这边挣着“渣土清运”的钱，那边打着填海获地的算盘。可惜这一切，不小心被温州的环保志愿者看在眼里。于是他们就开始举报和质问。
然而权益的占有者或者即将占有者，对来自社会的这些“公共质疑”，总是激烈地反弹。于是打击志愿者就成了很必然的举动。自己不敢打，就打流氓来打。自己不敢打，就动用宣传部门、司法体系来“打压”。不敢明着打志愿者，就打击志愿者的亲戚或者朋友。总之，要让志愿者瞬间感受到无比的压力，退场收兵而去。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环保志愿者，这时候你恰恰不应当感觉到恐惧，而应当感觉到欣喜。因为，任何困难都是创新的机会，任何困难都是给环保志愿者个人生命成长的最佳时机。一个人之所以会被称之为环保志愿者，不是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天然标签，贴上就可入行。而是在环境保护的这个领域的某些问题，当社会不太知道如何应对，甚至不太敢应对的时候，环保志愿者敢于应对并且能够找到方法去持续应对。
温州的环保志愿者们马上奋起，他们组织了“乐清湾环境观察团”，开始对非法填滩涂的进行更多的揭露和调查。他们呼吁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以更多的响应和支持。他们承诺将对这一事件关注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
这样的案例很多。在老一辈环保志愿者身上不乏有韧性、刚毅的“实战式倡导”经典案例。1998年，当淮河卫士霍岱珊辞去《周口日报》摄影记者的职务开始考察淮河记录排污口和排污口边公众的苦难时，他走上的是为期十多年的“实战式倡导”之路。同样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于晓刚关注澜沧江漫湾水电站的移民，开始为他们呼吁，争取权益，开始提醒公众关注水电站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时，他走上的也是漫长的“实战式倡导”之路。
2012年，当海南莺歌海、四川什邡、江苏房东、浙江宁波的公众开始对身边要上马的大型项目说出心声、表达态度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闪电式的“实战式倡导”，虽然其延续性和策略性有待更多的丰富。
2013年，当云南昆明的公众对中石油安宁炼油项目及延伸项目表示“质疑”，期待重新进行“科学选址”的时候，一个新的考验等待着他们：他们是继续走2012年的其他几个城市的“闪电式倡导之路”，还是通过促进多边对话、共同协商，形成政府、企业、公众、环保组织、媒体等全方位参与的“社会共同协商之旅”?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持续的“实战式倡导”，才可能把力量在相对持久的博弈中，在利益相关方中得到均匀的播撒。很多时候，一次瞬间而快速的“倡导”，可能会暂时给社会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但不太可能带来社会如何面对“邻避运动”的真实训练。2013年4月份，广东鹤山市的市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帮助政府“宣布取消”了一个投资上千亿元的核燃料工业园项目。今日，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可能没有从这逆袭击中苏醒过来，不知道这个过程和结局究竟意味着什么。
按照企业的陈述，他们事先也委托一些咨询公司做过社会风险评价的评估，所有的公司给出的结论都是“低风险”。为什么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指令编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报告”在真实的公众冲击面前，不堪一击?公众零散而混沌的发动和组织方式，为什么能够让多少政府和企业的计谋、策划、国家暴力机器黯然失色?这些问题都值得社会更深层次地思考。如果说2013年的一些大型公众实战式倡导运动，与2012年相比有什么区别的话，估计可以说的是，这一年，不少企业和政府，真的被公众震醒了——在醒来之后，又陷入了持久的迷茫中。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估计就是实战式倡导的好处，它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启蒙和促动。让过去的逃避者无法逃避，让过去的迷茫者开始清晰，让过去的封闭者开始透明。让过去的**成性者开始学会对话。
在公众的狂飙突进面前，不少环保组织显示出了天然的柔弱性。有些机构确实也宣誓要干预中国环境现实问题，但给出的解决方案要么是远程环境教育，要么是“私下游说”，要么是写篇文章，要么是发次微博，就了事。有些机构则做得更加明确些，会组织一些团队策划、研讨上那么几次，然后给出个“倡导方案”。
这样研讨出来的倡导方案往往会走一些常规路线。比如做个微活动，比如写个呼吁信，比如做次研讨会，比如赴现场做个简易的“举牌抗议活动”。但接下来的，就没有了。尤其在与利益相关方的公众发动方面，总是显得孤立而仓促。倡导的目标成与不成，其实可能不在目标考核之列。倡导的过程精彩不精彩，也没有人做多少的评估。倡导究竟本来应当消耗多长时间，而实际上又消费了多长时间，也没有做多大的铁了心的衡量。倡导过程中发动了哪些真正应当发动的人，也没有人去做认真的考量和反思。
有时候，创意能力也考验着致力于“实战式倡导”的人们。而创意不仅仅来自于年轻人，更来自于环保领域之外。这特别需要民间环保从业者对社会生态系统要很了解，对社会潮流也要实时追风逐浪。从这点上说，“拜客广州”总是时时给人以惊喜。
2013年，广州有个“小洲便桥”被政府列入拆迁的目标，理由是“此桥危险”。据说，这座桥是广州所剩无几的行人和自行车的自由通道。在汽车和高楼占据城市的今天，这样的小便桥显得尤其的珍贵，甚至有人将其上升为城市文化记忆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最后遗存。“拜客广州”，按理说是一家“环保组织”，但他们关注了这个事件，开始上访、信访、走访，也开始申请信息公开、开始组织公众活动。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小桥上举办的“油漆乱”活动。在桥面上放上颜料，自行车的轨迹和行人的脚步沾染上油漆后，会在油漆边铺陈的纸上画出奇异的风景。鲜明的黄色和蓝色在桥面上分外抢眼。最后，这个小便桥被保留了下来，政府不再拆迁，而是“加固”。在这个相对比较娇小的倡导进程中，给人最强烈的启示就是这个自由绘画的动作。相信它会给很多人以启迪。
“实战式倡导”就是这样，需求会逼迫倡导者去做最有效的创意。而一次被逼迫的创意，就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实战式倡导”的临摹碑帖，成为社会再创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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