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支持草根组织从细节处促进参与
为了写这个小文，最近读了一些不同基金会或资助工作者的心得，发现好多原则性的东西，大家都已经说得很透彻。想来想去，不如结合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做一些细节的添补，供大家批判。本文主要聚焦讨论：资助工作人员如何支持底层社群自发组织，并以如何促进伙伴参与并一起完成项目报告为例。我跟进的合作伙伴大部分是草根组织，其中又有比较多的一类是社群自发组织。何谓“社群自发组织”？简单定义，就是发起人或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来自于所服务的社群，例如乡村进城打工者、流动妇女、性工作者等。这类组织的优势有：工作人员通常在社群服务工作中能够更快地体会和理解社群面对的处境；亲和力佳，建立社群关系较快；更易得到国外资金支持。劣势有：工作人员可能在文字、电脑运用、网络媒体和理论等方面技能不足；经验总结、累积和表述能力不足；较难适应国内对NGO“专业化”的证照、指标要求；对于底层社群组织来说，较难获得政府项目和公众关注等。
尽量表现得客观吧，我自己会觉得与这些NGO合作是很快乐的，同时也有很大压力。
最大的压力应该在“常识”不同上。举例来说，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基本上都在城市，对农村生活一直是叶公好龙，基本上属于那种向往自然，但是害怕蚊虫追赶、农活辛苦的状态。每当我的伙伴谈到乡村的细节，谈到Ta们日常生活的常识，我就只能默默表示钦佩，然后感叹自己无知。这个时候伙伴再羡慕我学历高电脑熟我就只能呵呵了。
彼此这些“常识”的不匹配，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合作中的沟通“效率”，给双方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资助者认为项目书就是计划目标活动预算等模式化的东西，伙伴们却通常不明白成效、目标、产出之间有啥区别？资助者认为写个报告不就是计划完成与否指标达到与否加上困惑反思，伙伴们却通常忧郁踌躇不知从何下笔……我想类似的误解就像台湾人民说大陆居民“吃不起茶叶蛋”，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山区村民真的吃不起茶叶蛋一样，在某些关键时刻是会剧烈影响双方合作的。
所以除了反思自己缺乏对方的常识并努力积累学习之外，也希望能和伙伴一起去寻找一种可能性：是否我们可以把那些技术活儿变成人人都能做的日常生活呢？（在此特别感谢我的伙伴也支持我一路尝试……我们彼此互为小白鼠……也感谢我所在的机构能接受这个想法，不太强求报告的“学术性”。）
其实这个尝试并不是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前人已经留给我们很多方法。秉承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发现底层人民确实很难用抽象语言文字表述自己的想法和需要，而如果“自由”“民主”“赋权”等词语反而成为了“壁垒”，那公民社会建设也只能呵呵了不是？于是波瓦使用大众喜闻乐见（确实，全世界大部分文化都共享着对戏剧的爱好）的戏剧形式创立了“受压迫者剧场”，希望能让民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和呐喊。
“受压迫者剧场”的理念和方法极大地启发了我，加上多位前辈也让我看到如何通过游戏和活动的方法推动农村妇女自我认识和表达，我也开始尝试着把类似方法用到与社群自发组织的合作中。比如合作伙伴不知道怎么写项目阶段报告肿么办？那在伙伴愿意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一起来搞个活动。花上大半天时间坐在一起，我协助大家用“大事记”来一起回忆一段时间内的工作；用图片来描述Ta们对自身和社群状态变化的理解；用游戏和戏剧来讨论和发现Ta 们对社群未来、机构未来和自己未来的期待。过程中有专人记录每个人的分享、感受和讨论结果，最后我们双方再共同整理润色成为项目进度报告即可。
在参与人员稳定的情况下，类似过程重复一两次之后，伙伴就能自己团队操作，我只需要负责给报告草稿提问题，Ta们再补充就能完成报告。整个过程可能看起来长，但其实并不会占用资助工作人员太多时间，而且还能避免无效的催促、沟通和误解，以及为此而来的彼此伤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伙伴也逐渐不再觉得项目报告是个多么沉重的大山，甚至可能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工作评估、团队建设和交流的好机会。而掌握这套简易方法之后，Ta们也可应对其他资助方的报告要求，伙伴的自信和能力也随之增加。类似方法也可以用在项目书讨论、项目参与式评估当中。
这个尝试过程中，我也有一些反思。公益圈子里总是很强调参与式发展，强调赋权，但当我们讨论参与式、赋权时，我们究竟在指什么？很多资助方尤其是国外基金会特别喜欢支持社群自发的草根组织，觉得这样的组织才真正是完成了“赋权”的使命。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这种类似“出身论”的偏好，但这种偏好又有一些道理。让社群的人组织起来，让更多社群的人自己服务自己，不正应该是“助人自助”最理想的目标之一吗？而在这样的目标之下，资助方是否已经努力减少各种技术、“常识”或其他壁垒，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参与空间呢？
有些挺好的经验值得借鉴。据我所知，有的基金会体贴地考虑到语言障碍，会支持伙伴聘请翻译来协调项目沟通，减少因为技术问题可能造成的“马太效应”（例如：本身有资源的组织越容易掌握技术，因而越容易获得资助）。也有的基金会会根据伙伴的要求，弹性调整项目报告的频率和形式，不让报告成为负担。
我的理解中，所谓参与，其实往往是一点一滴的细节，并不仅是“来，请你说说看你的想法～”而已。如果仅是因为技术或理解方面的不足而导致草根组织越来越难生存，那我们岂不是自己拆了自己的台？因此我始终觉得，除了资助机构可以适当保持弹性外，资助工作者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翻译”的工作，若能尽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撑开更多沟通交流的空间，让底层草根组织和基金会之间互相明白彼此的语言乃至“常识”，我们就朝着平等和参与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作者：某公益组织资助项目官员 牛皮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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