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改革跑赢公益转型？
综合嫣然基金会风波的前情提要，其持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它从一件近乎庸俗的网络爆料，掀动成公益界不得不出面应付的问题。以常理看，不值得如此。以发展看，又要被迫面对。对庸众而言，看热闹不怕事大，等到风头一过，留下满地的唾沫星子，风干在公益人脸上。一
在当今大陆，公益体现出的分裂感越来越明显。官方慈善与民间的分裂、公益行动者与一般民众的分裂、民办公益内部的分裂等等。数年以来，公益以进化论为理据，希望造成公益业界与民间大众的联合，也终于未成，这个大陆的人们对需要长期营造的社会缺乏耐心。
周筱赟的爆料，发生在微博上打击大V造谣之后，想必他也是看到公益界的分裂局面的。这种局面下，公益界暴露了难以自持的弱点。这个弱点要是解释起来，也许不需动用很多理论知识，但一定需要对公益现实具备基本的同理心，但这种要求并不能约束猎奇心态。
舆论对公益的态度，延续了某种受迫害的心理，它起源于郭美美事件中不清不楚的结果——这个结果实际上是官办慈善的余孽，但其后续的震荡却加诸民办公益——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结果。但某些追求公义的人视而不见，所谓的“正义论”成为抡向公益界的道德大棒。
这个令公益与公义都很尴尬的局面，除了携带认知盲区评判公益的人负有责任，甚至那些真诚参与公益的公益界中人也难逃干系。在造就公益新秩序的过程中，民间公益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自身的道德标高，在走过初级阶段之后，这种道德家的姿态产生苦果。
在这三年来，至少以《中国财富》月刊在内的公益参与者，是希望造成崭新的公益新秩序，具体而言，就是以公益新进展推动公益法规的优化，以法治固定民间公益的经验与业绩，从而逐渐形成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公开化与透明化的公益生态。
在过去几年的某些时候，曾经有新秩序渐成的幻觉——比如等级制度的放宽、壹基金等呗纳入大型赈灾的受款机构、比如以公益传播为导向对公益新理念的灌输、还有以广州、深圳等南方地区对公益民间化的探索，这些进展至今还在，但我们可能忽略了更关键的东西。
一言以蔽之，就是公益界的改革与转型，在竞争过程中产生了不均衡的竞争态势：自上而下的公益改革在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立足于固有的法律优势，对于自下而上的公益转型占据优势，并且已经重新掌握主导权。换言之，公益转型阻塞于公益改革。
这种阻塞，在于法律生态得不到订正，舆论的呼声集中在具体的慈善丑闻上，而对事件背后的制度更新缺乏注意，更稍有长期注视的韧性。在汶川地震之后，一般人对公益丑闻的关心，基本上体现为资讯消费，阅后即焚，整个公众的智商对公益进化的艰巨性难有稳定的理解。
二
嫣然基金的风波，就是公益改革跑赢了公益转型的具体体现。周筱赟对嫣然的不甚严谨的指控之所以能激起一点反应，更多体现了自下而上公益转型的停顿、却步甚至是倒退。这种并不严肃的指控实际上受到公益改革的利用，后者不动声色地坐取渔翁之利。
嫣然基金遇到的所谓质疑，其实与追求真相没有必然联系。质疑所建立的“公开性”“透明化”依据，已是老生常谈，但缺乏对这两个指标在公益实景中的体认，这让质疑一开始就背负炒作嫌疑，并且利用盲动来维持这种“质疑”的生命周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质疑”本身的能力以及冠冕堂皇的出发点。
嫣然方面对舆论质疑不能说很有成效，比如在最早的记者会上，对记者的不明智的筛选，触动了围观者心态中那些不知所以的自尊感。再到后来，李亚鹏方面陷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争辩中——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难以辨清的模糊，其责任不该由嫣然单方面承担。
舆情的表现其可以掌握的，只要有基本的舆情分析能力与技术程序就可以办到。但舆情分析软件无法对公益界中改革与转型之争进行数据化建模，而这恰恰是理解嫣然风波最重要的方面。这种公益界内部人士说不得、外人看不到的灰色地带，成为嫣然的“软肋”。
公益机构财务的公开与透明，自然是一个基本要求，但是在大陆的具体情境下，它是有前提的，至少包括：公权从公益界别中撤出，无论官办还是民办公益机构都能以平等的法律地位进行公平竞争。只有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公开化与透明化的呼吁才有价值。
否则，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在嫣然风波中看到的，周筱赟他们要求红会公布嫣然基金的财务状况、要求民政局的介入——实际上是要求整个公权体制强化对民办公益的信息索取——可在不久之前，这些机构恰恰是他们另一波打击的对象，真是今夕何夕！
在苛刻的、对官办基金会保持友好态度的法律环境下，类似于嫣然这样的机构是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资格的，这就迫使它们采取变通的办法，挂靠在那些饱受诟病的官办慈善组织的卵翼之下。这种不平等的局面，是公益界的心病，却被“质疑”轻轻带过。
这些年来，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民间公益筚路蓝缕，希望通过做事来造就修法的趋势。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卓有成就，以民非等身份做着公益疆界的拓展，并且使用新的模式生根，希望用既成现实来推动新秩序进化的复苏。讽刺的是，“揭穿告发”这一民间潮流的恰恰是民间中人，恰恰是这些说“为民间公益着想”的人，这不能不说相当遗憾。
三
无论是在“质疑”的手段还是寻求权威的对象上，这一告发行为都是在强化公益领域的旧势力，缺乏同理心已经是基本的缺失，对民间公益的探索性尝试更是视若无物。一些公益界人士希望就此厘清问题意识、建立转型共识，其实也是认识到这中间的利害。
嫣然无法创办实体企业，这是法律划定的界限。这个划定在过去有没有道理？有。在现在是否继续有道理？没有。对照现实需求，民办非企业不能分红，限制了大量资源进入这个压制了养老、扶弱、济困等大量需求的领域。可惜嫣然风波止于道德谴责，未能进入类似这样的问题范围，这让“质疑”徘徊在攻击层面，未能形成有效的讨论。
民间公益被认为是从2008年川震开始大发展的，不仅是机构数量上大量涌现，而且在分布的领域上也相当广泛。他们从事的活动领域接近于体制，在某些方面是补充，在另一些方面则是创造。体制如何想不得而知，但体制采取的应对措施却是明显的。
一方面宣布进行登记审批制改革，放宽公益机构的进入门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还是设立了“软钉子”。这些以改革名义进行的登记变化，辅之以政府购买服务，顺畅地将资格认定与资源供应捆绑到一起。然后再培育官办的枢纽型组织加以对应承接，形成了排他性的公益新体系。
这一建立在权力配套、垄断扩大化前提下的“公益新体系”其实并不新，因为它没有回应公益主体一律平等的基本问题，也对社会公益独立发展的潮流进行牵制——不回应真问题又制造掣肘，这与理想中的公益新秩序相去甚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这种建立在公权力闭环运行下的公益改革步骤，形成了吸附在体制之上的公益现实之一种——它不仅没有回应迫切的真问题，反而将问题流布开来，这与去行政化的要求相违背。嫣然的作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现实下展开的，辨析嫣然，离不开这些背景知识。
四
这几年来，形成了一个非常吊诡的局面：那些被民意支持的公益项目，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等，统统挂靠在官办慈善基金会之下。笼统地说，就是民众所支持的公益类型，正在被他们所反对的“收编”。被反对的没有倒下，被支持的没有挺立，这就是公益现实。
在不知其可的郭美美风波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官办慈善定然会崩溃，但是它们采取了向体制回归的办法，紧紧依靠路径依赖，从财政、购买服务等渠道继续汲取能力，维系不倒之局面。尽管社会捐款降低，但在法律地位稳定之下，对它们并无实质性影响。
相反，针对民间公益，形成了一整套新型的管理模式，其要点有二：一是设立最高的道德标准，二是维持最模糊的法律执行。有一天，民间公益陡然发现，他们正在受制于原先倡导的公益道德，但是在既定的公益法律环境下，又无力改善，只有深陷其中。
在发生了肉唐僧质疑免费午餐等标志性事件之后，民办公益逐渐形成一种默契，亦即：在对待公开化与透明性上，通过强调专业，调整了原先的道德立场，比如细化公开条目，只对捐赠人公开、不对大众全盘公开。这些手段正在成为民办公益的标准回应，可也不见得被认可。
本应针对所有公益机构的“最高的道德标准”，正在发生偏差，演变为只针对民办公益的质询，这将民办公益的信息披露义务抬高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周筱赟对嫣然李亚鹏的追问，尽管在数据、计算及论证上屡有出错，却因为抱紧了这个道德标高，维持可疑的道德压力。
有一万种理由受攻击，却无一种理由做抗辩。李亚鹏有苦难言，不管是“舆论恐怖主义”的过度形容，还是他说希望披露信息是有一个“绿色环境”，都是描述在“最高的道德准则”下，公益中人因为民间身份的歧视而经受无有依靠的焦虑、甚至烦躁。
之所以遭受各种“不可承受之重”的义务压力，而且又无处诉衷肠，根本原因在于道德标高之外的法律含糊。公益领域内的三大基本法的修法事宜，早有提议，但没有实质性进展，直接造成公益权力结构的固化，既得利益者迟迟不肯退场，修法不成加之道德拔高，遂成为加诸民间公益的两大“绳索”。
五
很有意思，在勒紧公益“绳索”方面，一般民众充满了朴素的积极性。例如，“零成本”做公益的概念举步维艰、现今还不敢公然示人，用一句很庸俗的比喻就是：民众对于民间公益是“双刃剑”，反复无常。“大众公益”可能是伪概念，它远不如不如“小众公益”符合实情。像壹基金那样的“人人公益”，作为一个理想倡导自然没问题，但这样的普适性号召也不是纯洁无暇的，要与道德拔高做斗争，还要跋涉含混的法律丛林。
与2011年民间公益意气风发不同，自从上述两大“戒条”被公益体制化捕捉、化作管理原则之后，就像嫣然风波中展现的那样，民办公益的创新要来自于上、下两方面的夹击。这会对具体的创新案例制造麻烦，更会破坏自下而上的公益转型——向上进击不得、向下争取未遂，公益转型就吊在半空中，公益转型的链条也就随之软弱，甚至脱落。
可能有一个判断需要面对，在经过了川震之后的三年发展后，民办公益与民众之间的“蜜月期”也许已经结束。民办公益在分辨大众上，建立筹款与支持系统方面，需要更精确的人群定位及争取。另外，民办公益向企业家、财团、基金会等进行资源争取的动力会随之增加。
争取民众不成，就去争取财、权的得力势力。这种局面或者会将民办公益带入一个更加微妙的地步，那就是有可能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想象，这是一条更难走的道路，本意是为寻求民办公益的强大，但实际上可能让它更加脆弱，面临不可抗的风险。
六
对政治环境始终保持高敏感度的公益，面对争取群众不能得逞、争取财团不能张扬的情境，最容易选择的就是低调。公益机构很可能将在整体上调低行动的范围，甚至采取收缩、集中核心项目等办法，以便在可见的资源萎缩阶段保持核心的生命力，不至于死掉。
在这样的趋势下，民办公益的弱点将继续暴露在外，并且因为阶段性的策略考量，弱点会显得更软弱。这也是周筱赟追击嫣然基金引发圈内人不忿的主因，杀机并不在于爆料人，刀把子别在其他人的手里。这种局面，凡是对公益未来抱有丝毫理想的，大概需要了解其微妙的境地，并且能够以更多同理心看待问题，不致于充任前锋。
这也不难理解，以徐永光等为代表的公益资深人士力挺李亚鹏，希望将已经被转换的焦点聚焦在模糊的法律上，试图在“乱刀”之下做些搭救的举动。这不该被看成是徇私之举，其实际的苦心正是在于察觉了“至高道德”与“至混法律”组合使用的伤害能力。
斡旋者如安平基金会的师曾志所言，大意是：监督伤害不了大陆公益，监督也伤害不了民间公益。这番话在肯定监督的同时，也希望澄清正常监督的界限与限度——但这种定风波的言说，只怕“群众”听不到、也听不明白。“群众”如何才能让民间公益相信他们呢？
以顶层设计为代表的公益改革已经逐渐停止，以民间公益突围为标志的公益转型亦已锋芒不再。在改革与转型从竞争—竞合—主从—停滞的几个阶段，被波及最深的其实是“草根公益”，不止是名称废用，因为资源的基础性供给消失，它们也在艰难挣扎。
从草根公益的生存窘迫可见，大陆公益领域在这几年的发展很难说是健全的。起码是，在多样性、系统化及公益生态上，建树不多。公益的势力渐趋寡头化，这相当于“净化”了公益生态圈，令那些草根公益投诚无路，只好坐等消亡，这是更严重的后果。
这个时候，以公益“揭黑爆料”窜起民粹情绪，其实在效果上就会走向“监督”的反面——除非这种监督根本没想过好的结果，否则很难理解它们在固化及增益公益旧秩序上的热情。可遗憾的是，哪怕是这种缺乏正当性与严肃性的舆论“指控”，民办公益似乎也无反手之力。
在处理与民众复杂情绪时难以为继的公益组织，开始用专业化建设做强自身，试图减轻从民众那里获得道德感、进而获得资源输入的低阶模式。长此以往，就不是民众在“制造”公益机构，而是公益机构在“分化”民众、精选民众，这未尝不是阶段性的任务之一。
七
在对待公众的态度上，公益组织数年来颇多心路历程，但往往欲言又止，不敢公开暴露真实想法。只在透明化、专业化几个方面做有限的、甚至被认为是不真诚的周旋。嫣然风波在这个方面多走了几步，哪怕是被认为“忤逆”公众，却也希望以苦心换取民众对相关背景的真知。
这是谁也没料到的局面，因为巨大的社会压力而顺势进行的公益改革，尚未行至中流，也因为压力顿减而失去进化的动力，同时反制民办公益进退维谷，公益转型进不得、说不得，尽吃哑巴亏。没人能指出另外的道路，就像谁也不能去指导“群众”一样。
在阐释机构—公众的关系上，官办慈善与民间公益都有名实不符之处。前者因为有扎实的体制资源通道，名义上重视实质上虚化；后者因为仰仗社会颇多，很多时候情愿被理解成公众理想的化身，但基于公众的不稳定，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行事，难有一以贯之的信心。
为公益转型一叹。同时，也希望既有的公益项目能够稳定下来，在改革与转型依稀存有的竞合状态下，委曲求全，再做图谋。嫣然风波不同于“郭美美事件”，主要是它不再是竖立至高道德，而是在众声喧哗中，敦促各界反省道德标高与法律困境。
概言之，改革对社会转型进程的控制已经显现，其手段低劣会无所不用其极。有迹象表明，政治化的污名模式，会有意识地与庸众质疑相结合。在这种操纵之下，公益转型要面对的很可能是被怂恿的大众狂欢，以举报的名义陷害，以质疑的旗号公审，公益转型可能进入了一个需要艰难跋涉的黑暗时期。
来源：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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