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资助者|房涛：资助者不能算得太精
房涛，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她是首个公开表示“慈善会应转型为社区基金会”的地方慈善会领导人，引发了各界热烈讨论。房涛最近的思考几乎都与慈善会转型和社区基金会有关。她认为，每个基金会都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定位为社区基金会的慈善会是“使用本土资源链接本地利益相关者，做本土社会创新，解决本土社会问题”的最佳组织。她很关注国家层面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治理结构转型，认为主渠道基金会有使命去推动这一进程。她认为资助者不能算得太精，应承担起第三部门发展的成本。1.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房涛：一是受邀去北京主持《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六届企业社会责任年会高峰论坛。二是参与筹备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我们30人的团队抽调了24人。三是受市民政局委托对全市基层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孵化、规范、监管等工作。四是鲁甸赈灾，周日晚上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周一一早就发起“大爱深圳·鲁甸救灾”行动。主要是倡导爱心市民和企业到有赈灾使命、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进行捐款，不建议大量的志愿者去抢占赈灾通道，除非你是医疗、紧急救援、道路交通中断修复、心理疏导等等专业人员。这方面的沟通工作很重要，也很繁杂。
这一周还是比较典型的工作状态，除了赈灾是突发事件。平时周六、日也是有很多活动，比如市内一些交流活动，或是冠名基金组织的合作项目，没事反倒不太正常。
2.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房涛：目前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一方面是慈善会自身的转型，我们定位为中国首个城市级的社区基金会。另一方面我们承接了民政局相关的工作，负责全市基层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孵化、规范和监管。目前全市10个区，已经有8家社区基金会，今年计划有10到20家社区基金会发端。
社区基金会强调的是本地资源链接本地利益相关者，用社会创新的方式提供本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各个社区不一样，例如有低保人员或侨民比较多的，还有以青年创业就业为主的，那么相应的社区基金会也应各具特色。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公众参与、公众决策，社区基金会将成为中国社会组织模式的创新和社区基层治理载体的创新。
目前的工作难点有三块：一是对于社区基金会的定位没有共识。国内常常将社区等同于小区，不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与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概念无法接轨。二是社区基金会是做资助型还是运作型没有共识。我们认为应该做资助型，去支持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进行服务，而一些社区基金会不这样认为，工作中会有探讨和磨合。三是公众的参与。目前别说基金会了，就是成立业主委员会公众也不一定来参与，除非是要在旁边建垃圾焚烧厂这样的跟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才会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
3.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房涛：我们和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合作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卓越领袖千人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从我2007年进入慈善会以来，这么多年对于公益领域的人才瓶颈问题真是感觉很痛苦，也进行过很多尝试。特别是如何在慈善领域植入市场的理念和智慧。真正好的社会组织，需要借鉴优秀的市场经验和成果，如果没有市场的思维，光靠政府购买、悲情感动、无私奉献是很难可持续的。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个模块是“公益星火——企业家社会创新培育”，我们重点选择了三个领域来深耕细作。一是社区发展。这个与刚才说的社区基金会密切相关。二是教育创新。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创新一定有赖于体制外与体制内形成合力，以社会力量来推动。社会如果不想承担责任的话，是没法享受教育改革成果的。就像深圳马上要做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可能要把原来的公立学校“基金会化”，出现像哈佛、耶鲁等常青藤这种由校董会、捐赠人来决策运营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这就有可能突破教育行政管制的惯势。多元的教育主体，才有可能有多元的教育实践。三是公益金融。像公益信托这种在国内存在一些制度性瓶颈的问题在深圳有一些先行先试突破的可能。
公益星火学员的构成比较有意思，有企业家、银行行长、证券公司的董事长、中国500强企业的CSR、律师、公益人士、媒体人等等。在半年学制中，不同的人之间相互了解，形成对话，去明晰对方的诉求和语言体系，这令我非常振奋。我认为公益领域以往很多的研发和产品设计，没能达到吸引这些人的水准，这是他们很难参与进来的一个原因。像现在我就问信托公司，如果不久之后中国的公益信托可以实施了，无论是老牛基金会还是马云那边，就不会把钱转到国外去做，估计将会有5000亿的市场，你做不做？信托公司在前端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资金募集和管理方面，但是没人懂后端，即如何将资金用于公益项目、用于什么样的项目、如何向投资人反馈社会影响力等等。那么，他们就有动力来深度参与这样的学习和讨论。
4.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房涛：有时觉得时间不够用，太累。我并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也影响到给家庭、孩子的时间。
5.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房涛：还是慈善会的转型问题。去行政化的改革，如何参与社会化的竞争，怎么构建自己的核心服务力。2012年去美国走访时，我就感到慈善会应该回归或者叫创新为社区基金会，因为你是最好的以本土资源服务本土利益相关者，解决本土社会问题的基金会。不应该人人都想当壹基金，每家机构应该有自己的细分市场定位。你只有专注在某个领域，有相当的建树，为目标对象提供超越他们想象的服务，为捐赠人提供增值服务，才能吸引到有价值观的钱。随着慈善领域的专业化发展，这些有价值观的钱将会越来越具有选择的能力。
转型过程中，领导给予了很大的认可，专家学者层面的反映也很好。我们也在做大量的、更为细致的沟通工作，因为很多捐赠人会认为定位为“社区”就是“小区”，定得太小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有不理解的，把原来这么大的主渠道基金会定小了，会觉得扶贫济困助学助医赈灾环保什么都想做，什么都舍不得。
6.最近一次出差去了哪里？遇到什么有趣的事？
房涛：来北京时还参与了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我前年开始关注家族基金会的话题，这也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7.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房涛：电影《曼德拉》。我觉得它在中国能够公映，也是一种进步。这部电影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权利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也体现了曼德拉这个人如何从非暴力到暴力，再走向宽容和解的非暴力的过程。对自己的人生、事业、中国发展的未来都有启发。
8.最近最关注哪个行业话题/事件？
房涛：“红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悲哀和遗憾的。一是媒体对公益的认知确实欠缺，想当年媒体在美国进步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二是公众对公益的理解也是比较欠缺，非常容易用一件事来承载其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或体制的质疑。三是我个人对于红会的专业建设、这么多年的历史积累、做的一些项目等还是很认可的，它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可以更有智慧、更加坦诚。四是公益圈的人也要以此为戒。总之各方都需要反思，怎么还能从自己的角度再进步，而不是这样过了就完事了。总体上来说，中国慈善公益，你值得拥有。
9.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房涛：“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十八大前后的这一字之差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从“政府管控，一家独大”到“多元共治、一二三部门协力共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愿，但究竟怎么才能做到呢？刚才说的学校基金会化、社区基金会都显示出这样的苗头，政府愿意让渡空间。未来的发展会很有意思。我们作为主渠道基金会，捐赠资金比较上规模，应该有责任、有使命去推动这样的事情，应该要有所作为。
10.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房涛：我认为硬要去推广的话，会适得其反。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跟我们的工作有交集的企业、政府部门、捐赠人、服务对象，会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工作。二是社会组织，因为我们定位为资助型，所以会主动地接触他们。三是跟我们工作没有什么交集的人，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就好了。目前中国的慈善环境是需要养的，你极力去推的话，反倒让大家都很有压力，就很没有意思。每个人的追求和兴奋点都不同，不能因为你是做公益的，就觉得自己道德比别人高尚，别人就得听你侃公益那些事儿，别人就都应该懂你。
【答资助者问@伍松】很多人说美国的NGO那么发达，当然可以做资助型基金会，但是中国的NGO数量少、事情做的也不够漂亮、人也不专业，把钱交给他们不放心，你对这一观点有什么看法？
房涛：这肯定有一个过程，中国现代慈善的发展、第三部门的成长才这么多年，比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要晚很多。这些NGO必须有事情做，在做的过程中才能成长。我认为资助者不能算得太精，就是这件事我做是什么效果，他做是什么效果。你一定要认知到，他做的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失误，会造成损伤，但资助者是需要有承担的，这中间的耗损就成为你支持第三部门成长的成本。而且，每个资助者都是有责任的，不是说你的钱就值钱，别人的钱就应该去承担行业发展的成本。
伍松自答：这个问题是我在2009年参与第一次非公募基金会赴美考察团时，一位参会者在最后一天问的。那次活动的全程顾问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第一位首席代表盖思南，他的回答跟我的想法很一致。他说：“你说的是真的，我在中国待了10年，看到的情况正如你说的。但是如果每家基金会都这么想，都不给他们机会做，那么他们何时才能成长起来？”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房涛：我很关心社区参与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做社区基金会是至关重要的。我最关心的不是你在社区做了什么具体的活动或项目，更想听听其他资助者对于现代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背后原因的理解，或者一些真正实现有效参与的理论或建议。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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