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中国公益文化不应该专属于某些阶层|朴素公益系列谈
前不久，我在追忆朱传一先生的一篇短文中提到了“朴素公益”，很多公益同仁都有回应和评论。我想要申明的是，这不是一个经过严谨思考的学术概念，而是个实践的问题。我在这想就这个问题再做些说明，和大家分享。首先，我讲的“朴素”，其含义主要是指公益大众性的问题。而公益大众性是指公益文化更大程度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大多数公众能从公益活动中找到自身的认同。我在1996年曾经造访过天主教背景的德国明爱(Caritas)。那个时候我和国际NGO联系很多，为很多国际NGO在其他国家做咨询。晚饭的时候，我问他们钱从哪里来，得到的回答是政府给他们拨款。同时，他们很多的钱也来自个人的捐款。我说你们德国人富有啊！德国朋友回答说：“不是的，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牺牲日’（Sacrifice Day）。很多政治家、富人，还有很多没钱的人，甚至在监狱服刑人员都会节约一瓶啤酒的钱捐给我们”。他笑着说：“你们中国人可以节约一根烟啊”。国际上很多公益组织的固定资助或者叫核心资助，大多来源于小额终身捐助。在公益发达的国家，除了富人的大额捐赠外，大众的定期小额捐赠在公益资源中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国际计划和行动援助这样的国际公益组织，他们很大一部分资金就是来自于“儿童资助计划”（children sponsorship program）。2001年我访问英国农村时，发现那个村子里的很多农民都长期捐助这些组织。我在荷兰奈梅根大学的老师，在他生前我认识他的几年里没见他换过几套衣服，他也没请我吃过饭——我一直觉得他真是个吝啬的荷兰人啊。他去世后，一个和他熟悉的朋友告诉我，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工资都捐给了秘鲁的农民运动。这些都让我思考国内的一些情况。虽然遭受大灾大难时，我们也是人人捐款的。但是，一般来说，在国内说到公益总是指有钱人捐款，没钱人花钱。这也折射出我国公益资源的结构性问题。富人捐赠公益无疑是公益事业重要的资源，也是这几年我国公益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公益资源来源的相对单一，则会影响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由于缺乏其他公益资源的平衡，依赖富人捐赠的状况一方面影响公益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公益资源使用者的话语权，导致资源供给和使用的权力关系失衡，造成公益文化的扭曲。所以大众公益不仅是指人人当义工，也是人人都能成为捐助者。
公益的大众性缺失不仅反映在资源的供给不足，还涉及到公益如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谈到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回到我在上篇文章里所说的“三民”。民间指的是大家，这里的大家就是大众；而民主是机制，民生是目标。大众按照民主的原则践行民生，就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旋律。公民社会按照民主方式践行民生，就会产生政治化的效应。因为政治集团里的人同时也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政治理念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虽然亨廷顿认为非组织化和非政党化的公民社会运动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设，但是，他是政治学家，强调政治制度和组织问题，忽视了人的社会化因素。公民社会力量不一定必然要通过组织化竞争和抗争来表达公民的诉求。强大的日常公益行动会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民主和民生会通过公益行动自然融入政治体系中。大众公益的缺失导致公民社会力量的薄弱，一方面使得公民的诸多诉求无法通过公益行动得以消化，将矛盾转移至国家和市场，最终会加剧大众与国家和市场冲突化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一旦出现问题都在指责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许就是我理解的很多同仁倡导人人公益的政治化含义吧。
其次，朴素公益也涉及到了公益文化问题。一个能穿越不同阶层的公益文化是大众公益的凝结剂。公益文化一方面代表了大众从事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同时又影响大众是否能有效地参与公益事业。公益涉及到社会正义，涉及到了人的终极关怀，这是公益文化的价值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大的社会事件往往就能直接唤起大众的公益热情，特别是在媒体特别发达的今天。汶川地震就是很好的一例。但是，大的社会事件毕竟不是每天都有，而公益则是大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救助贫困群体、帮助处于困难中的弱势群体等等，这些都需要事先有公益资源的准备，所以公益组织都要为此进行筹资，而筹资则涉及到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唤起大众的公益热情，这就触及到了我说的“公益文化”。有时候，很多大众对我们的很多公益活动很不以为然，我们往往把他们的抵制归结于对慈善的冷漠。这实在是不公平。其实我们对植根于自身文化的公益价值的挖掘非常不够，对于能穿透不同阶层的公益文化形态也缺乏很好的研究和实践，这就很容易导致公益文化的断层问题。西方的公益活动与他们大众公益文化偏好的一致性很高，这也是他们公益事业发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朴素公益”的“朴素”在于它的大众文化的亲和性。当然，我不排除公益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的社会，确实需要有适合不同群体的文化形态。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公益文化不应该专属于某些阶层。
最后，公益文化的大众缺失也与公益资源的分配有关。公益资源的分配涉及到在地域和不同的公益活动中的分配等方面。就地域分配而言，我们的公益资源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和乡村所获得的公益资源很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现在的城市社区有很多关注退休老人的公益项目，但是几乎看不到在贫困的乡村有任何类似的项目。这与公益发达的欧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欧美的公益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都集中在第一线。公益机构的基本条件不管是在大都市还是小地方，差异都不大。虽然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到乡村工作与在城市工作会有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明显，也不会成为公益人员流动的障碍。我们的情况是城里的公益条件很好，在城市从事公益与在城市的政府部门、公司里工作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甚至在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很多青年人觉得从事环保工作、帮助有需要的群体是一种时尚。而如果去公益资源严重缺乏的农村落后地区，公益机构设施条件甚忧，令人心生不忍！很难设想，会有很多青年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公益事业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益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公益文化的都市化和精英化，而公益文化的都市化和精英化又强化了公益文化的断层。同时，大量的公益资源消费到“公益娱乐”中，为了吸引年轻人参与公益，各种现代和后现代形态的公益活动层出不穷。其实，公益需要的是爱心、诚心和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心。事实上，一个能将这些要素传递给社会大众的公益文化形态并不需要过于复杂和喧哗，而这样一个适合大众的公益文化则需要我们有敏感性去实践，这也是我说的“朴素公益”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扶贫，参与式研究与发展、公民社会与发展，可持续资源管理，国际发展援助， 中非发展研究。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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