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富人不做慈善挨骂是因财富获得缺少公正
一个秋日的午后，王功权独自坐在北京一家饭店大堂一角背对玻璃窗的茶座旁。手中没有香烟，桌上没有饮料，也没有任何杂志报纸之类可供消磨时间的读物。当本刊记者见到这个几个月前还是各大媒体争相追逐的话题人物时，他就只是这样静静地坐着，不知已过了多久。“一场饭局过后，没有心思再做其他事情，只想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王功权向《记者》解释自己早到的缘由。 尽管正式采访之前已有多次沟通，对话题内容还是没有十足把握的王功权再次强调不希望自己说的话被断章取义地剪接和扭曲，“已经上过当了。”他笑言。对于社会公共话题，王功权一直勤于思考，勇于表达，也为自己的直言而付出过代价，但是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微博“私奔”事件、品尝了各种讪笑和谴责的滋味后，他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时刻担忧自己的言行可能造成的伤害对他人，或许也包括对自己。这位曾创下赫赫战功的商界巨子，如今低调而平和，带着一丝慵懒，很享受每天能够“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如今，王功权正在逐渐退出自己创始的鼎晖创投，9月20日，奇虎360也宣布他不再担任该公司的独立董事。而这一切意味着，这位“万通六兄弟”之一，在商界享有极高威望的投资人将彻底挥别商人身份，结束自己勉力经营23年的事业。
经历了从公务员到创业者再到投资家的两次重大转折后，王功权再次面临人生的另一个节点：转型成为公益人。谈起这次彻底离开商界的决定，王功权坦言，此前自己其实早已有此打算只是没有想到，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
半世喧嚣
王功权自称“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但实质上，这两种身份所秉持的不同价值观在其内心的碰撞，加上自身性格的耿直和坦率，在他半世从商生涯中，给过他宁静与思考，然而更多的，还是孤独。
王功权与冯仑、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博客）并称为“万通六君子”,因其沉稳直率的个性被其他五人尊做“大哥”.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个年头，这些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只是六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但就是他们，在海南那片颇具神奇色彩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财富历险。
大学毕业后的王功权曾顺利获得公务员的“铁饭碗”,任职于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此时，社会向这个通过读书而走出东北农村的年轻人展现出的，是光明且平坦的人生前景。然而与大多数因此而翻身走上仕途的人不同的是，王功权有着更多的思考，并喜欢借用西方社会学思想大胆直言，这一点也让他与改革尚未深入的基层官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1988年，海南建省的消息一经传出，骤然间就成为彼时那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在他们眼中，海南就是淘金者的乐园。也正是这一年，王功权放弃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趁着海南建省的这一契机南下打拼，也由此成为了吉林改革开放后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他先后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公司经理、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1991年，王功权成为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这个公司，就是万通实业集团的前身。
在1991年到1993年的短短时间里，万通的账面资本从3万元膨胀到了3000万。万通的发展自此一路向好，而王功权为给万通引入国际管理经验，并寻找合作伙伴，决定到美国去学习考察，从此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硅谷感受到了资本力量的王功权，1998年回国后就辞去了万通总裁身份，接受邀请正式加入了投资公司IDG资本，成为一名风险投资人。而2005年，受鼎晖投资创始人吴尚志感召，王功权又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任上“过档”鼎晖投资，并参与创立鼎晖创投。
然而，如财富一般与日俱增的，则是他的孤独感。商界中的尔虞我诈让他“心寒”,而这却是他难以逃离的生活圈子。“有时候我会想，找谁聊天呢？想到最后似乎谁都不合适。”王功权回忆说。
自省
熟悉王功权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诗词，并且是写作难度较高，规则繁多的格律诗词。“宁把平生唱作诗，回身挥手半疯时。”实际上，诗歌正是他排解内心孤独感，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王功权身上有着浓厚的文人情怀：浪漫而细腻，不喜欢程式与争斗，更加注重内心体验。而这种情怀也极为深刻地渗入到了他工作以外的个人生活中。
采访当天，王功权接到了外甥女的一个电话，因为离婚财产纠葛而拜托他找一位律师帮忙。王功权沉默半晌，对她说：“算了，多少钱我给你吧！”“想想心里难受，两个人相爱那么久，最后为了钱对簿公堂。”王功权说。
其实，平时少言内敛的王功权也常常做一些扶贫济困的好事：有路见不平时的行侠仗义，有心生不忍时的慷慨解囊，但这些“善举”彼时大多情况下还只是一时兴起，并未形成体系，更别提有什么理论支持。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早已为人所熟知：繁华的英国伦敦，两位富翁兄弟闲来无聊，把一百万英镑抛给街头穷小子，赌他一个月后的结果，由此所引发一系列故事。实际上，王功权就曾将小说中的情节搬到现实中，扮演过一个“恶作剧”的富豪。具体情节与小说异曲同工偶遇一位身无长物、潦倒落魄的乞丐，突发奇想拉起他跑到商场里把他从头到脚彻底换一身行头，再交给他一笔钱，让他去体面地生活，并享受着自己给一个人带来巨大改变的“快乐”.王功权当时以为，自己做的是减轻他人痛苦的好事，但如今再回想，却感觉这一行为有点“卑鄙”.
之所以有这样的反躬自省，缘于王功权内心对“善”更深的理解。在采访中，他不断地提到“悲悯”一词，在他看来，公益更应该是一种情怀、一种表达，而不是一份职业。王功权还特别提到，在给予和爱心方面，给他最大启发的是自己的母亲。
王功权生于东北吉林公主岭农村。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小时候最难得的美味就是一碗面条，但只有家里来了长辈，或者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每次有面条端出来，在小王功权和兄弟姐妹一起眼巴巴地馋着时，母亲却总是只拨出一小半留给他们后，便将其余的分送给邻居家的孩子们。这个细节让王功权印象深刻，他说，母亲教给他一个道理，给予和财富多少是无关的。
王功权坦诚，自己半生所做的捐赠之事虽不胜枚举，但是这些慈善行为大多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自己也是“玩”的心态多过认真，所以“多说无益”.
改造家乡的屯
尽管天南海北闯荡多年，王功权家里的亲戚还大多居住在家乡，因此，每年他都会回家乡小住，探望亲友。事业成功之后常会有一些商界朋友提出跟着他去“见识”一下北方传统农村，每当此时，王功权总是感到为难。
他的家乡公主岭市响水镇湾龙村王九局子屯曾是方圆百里最穷的一个屯，因为穷，读书出去的孩子都不愿再回来。王功权生病的姐姐不习惯北京的都市生活，坚持要住在老家，每次回家探望姐姐总是让他对家乡的贫穷心生感喟，带朋友来家乡做客时更是因“屯太穷了不好看”而尴尬不已。于是，这“尴尬”引出了他的雄心：干脆把这个屯彻底改造，建成全村最富的屯。
经历了备受瞩目的舆论事件之后，王功权曾回到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家乡，跟亲人朋友拉家常，烤火吃毛豆。而走在青纱帐中，内心却反而找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平静。从商界抽身而出的他，也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计划变成现实了。
扶贫以及投资种植业是一项系统而繁杂的工作，而王功权一个人带着老乡们在自家屯里做起来却惊人地迅速。从合作社成立到大棚建设，再到技术引进，一系列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基本完成了。“现在是大棚准备期，一个月后就可以开始种植了。”王功权说。
即使是做公益，风投出身的王功权依然非常在意投入产出的比例。他希望能够用自己有限的资金产生尽可能多的效果。目前在家乡采取的办法是建立村民合作社，按照过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指导村民参与，提供无息贷款给农户建设日光大棚。王功权与农户合资，按照9:1的比例来投入资金注册成为合作社，而股份则百分之百归农户所有，不分红，几年后收回最初投入的本金。
月初，王功权发了一条微博调侃：“协助村民成立合作社，资助扶贫，村民为了感谢我，竟然擅自用我的名字给合作社命名！每次回乡看到”公主岭市响水镇功权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牌子时，我都有种怪怪的感觉。联想到”功权蔬菜“新鲜的在千家万户菜锅里被蒸来炒去、吃剩的在猪圈鸡窝被拱来叨去，我就浑身发冷。”
解决了基础农业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的障碍，王功权又立即马不停蹄地寻找解决农业技术问题的有效途径。9月5日，王功权先到吉林农业大学考察，寻求技术支持。第二天，双方就签订了合作协议，确立了合作关系和基本原则合作社成为农大科研基地，农大为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而两天后，吉林农业大学菌物研究所就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核算面积，确定菌种数量。按照目前的速度，王功权估计自己的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就差不多能实现了。
只为心安
贷款、建棚、合作养殖、合作社管理……这些在NGO里常见的繁琐工作项目，王功权却既没请专职人员也没找志愿者，只是自己和老乡一起干。他固执地用现代技术、工具、理念为手段，去坚守最为传统的公益价值。
但是这种出资人亲力亲为并与受助方的合作直接对接，完全抛弃第三方的公益模式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烦恼，他在个人微博中曾抱怨：“对故乡的资助项目又停工待资，他们又严重超预算了。没几个钱的事，但老是让人哭笑不得。今夜乘机经长春前往，估计凌晨可抵达故乡。唉，我那些可爱又可气、勤劳又钝笨、善良又狡猾的父老乡亲呵！”
王功权希望自己所做的公益，能够纯粹，再纯粹一点，让自己尽可能活的更自在一些，像他之前一时兴起所作的《风险投资之歌》所唱的那样：“愿洒千金化痴雨，抚慰我的心。”求一个心安而已。
因自己对诗歌的喜爱，王功权还出资赞助了一批学者对现代诗歌进行搜集整理，他感叹道，其实格律诗发展一直未曾停滞，只是在近现代诗歌史上被湮没了，“我不希望以后的人回首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认为格律诗在我们这没了，其实民间传承从未断过。”
王功权向本刊透露，他目前在筹备的公益项目是和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合作成立一个公民教育培训平台，通过公民教育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从而探索公民社会的路径。
“要说挣钱的本事，在万通六兄弟中，我不敢说第一，但也绝不是最后。”头发花白的王功权此时已渐渐放松了下来，他甚至开始调侃起自己当年的兄弟们，但顿了一下后，他随即收起了笑容，认真地嘱咐：“要是我今天说的有什么可能伤害别人的话，就不要写出来了。”
Q&A
记者：你之前关于公益话题公开谈的很少，这是为什么？
王功权：这个方面的事情我在社会上是不讲的，倒不是想做无名英雄，一是大家做的都很多，二是因为没什么可讲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弄不好社会上的一些非议就起来了。教育、扶贫、捐钱修路等等，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多年来，我做公益各方面的捐助比例在我的收入中是过半的，不是说拿出一点半点来做。但是我觉得把这些讲出来没什么意义。
记者：最近，你开始在家乡做低息贷款建合作社发展种植业的事情，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你做这样的公益项目的？
王功权：这件事最初完全是因为尴尬和难堪。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做一些扶贫试点，家乡反而没做。因为我不愿意给乡亲们衣锦还乡的感觉，而且我十七岁就离开家乡，之后就很少回去。我的性格是要么不做，要么彻底翻身。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钱，我再高级也是一打工的，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资本市场计算过的，还是很有限的。后来我想那怎么办呢，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而且地方政府也很重视，我现在做点什么事媒体也都跟着跑。
记者：通过这个项目你所希望建立的理想模式是怎样的？
王功权：我在想怎么能够建立一种机制，并且这种机制有一定的可复制性。这个屯是我王功权在那里出生，然后可以拿着钱就翻身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屯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探索出一种可复制的扶贫模式。我们成立了合作社，钱都统一调动，大棚全都是统一建的，种植和养护上是个人，技术员是统一的，收购是统一的，要种的东西是统一的，接受这些才入社。具体的管理上是自己做，实质上相当于把农村的生产要素进行一个整合，能统一行动的统一行动。
记者：这个项目投入了多少？你期待一个怎样的结果？
王功权：500多万吧，合同上是200多万，其余的就是连捐带赠地给他们了。现在是在大棚建设和生产的准备时期，一个月后就可以种植了。实际上我对农村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方式能够让农民敢贷款。比如这样一个大棚需要15万，对于农户来说，一万块钱的上限意味着要存15年，他敢不敢把15年的积蓄砸在这个事上呢？他不敢。而我通过金融杠杆，我出九份的钱，你出一份，最后你就算不种了，把大棚拆了卖材料都能把投进去的这一万多块钱拿回了，他自然就敢了。这种模式是一个自主性和统一性的结合。
记者：那么公民培训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功权：公益方面的事情我目前在考虑在一个体制内外结合的边缘地带，去专门做公民培训。就是不同类型、不同职业、不同阶级、不同地域的公民培训。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王振耀希望我过去，我还在考虑。目前中国如果想走向一个比较理想的法治社会，宪政民主自由民主，我觉得官方和民间都没有准备好，认知和理念上没有准备好，深层文化上更不用说了。
记者：你在商人的身份之外非常感性，喜欢写诗填词，成立诗词研究院，扶持诗人学者，这是基于哪些考虑？
王功权：说到现代诗，现代格律诗的大家都有谁你知道吗？其实格律诗词在文学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格律诗词不被重视，很多都散佚了，我想把它们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让它们传承下去。书已经出了厚厚几大卷，但是这个赚不到钱，没人会买。就是想自己做点事情。
记者：在你看来，目前中国公益的症结在哪里？
王功权：最近几年还好了，NGO发展很快，但是这些机构有很多企业基金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部门来做，比如说成立一个公益基金，就当作公司或集团的一个部门，待遇跟其他部门是一样地，还可以动不动开除掉。实际上，公益是一整套的运作流程，他跟政治跟社会的关系都是要重新认知和了解的。但是往往大家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们社会有很多的慈善行为，但是我们缺少一些人文关怀，缺少心灵深处大善的积累。所以有时候，慈善就变成了企业的公关行为，或者表现老总神圣的一种表达。同时，很多民众把它当做企业家回馈社会的一种方法，包含着某种杀富济贫的潜在意识。所以，当富人不捐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非常恼火。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财富的获得是缺少公正的社会条件的，有很多甚至是权钱结合的结果。
记者：那么解决这种现状的路径是什么？
王功权：确切讲，慈善很重要的一点不在于行动而在于内心：你是不是真正悲悯苍生，是不是真正是一种爱的表达。如果是这样，老百姓也不会要求你必须怎么样。
记者：你的这种文人情怀在投资者中比较少，现在全身而退做公益的事情在这个行业也算是一个例外，这种角色转换对你来说有困难吗？
王功权：我不净干例外的事吗？原来在商场上勾心斗角我挺心寒的，其实我可以回击，但是有时候不忍。在这方面很挣扎。至于转换角色没什么，你想你的一生能活出许多不同的经历多好啊，商场啥时候是头啊？不是说因为这次事件，过去也是这样。当然我没有想到会以这么激烈的方式。这件事情也不是炒作，也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种献身的感觉，我知道降也降不到我这，就算降了，我也扛不起来。原来做投资每天工作至少十二个小时，现在可以休息的好一点，多难得啊。
记者：对自己从事公益事业有怎样的规划？
王功权：公益事业将是我投入大部分精力会做的事，理性地介入公民社会体制变革，公民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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