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体制一定要改革吗？
徐永光： 慈善体制官民不分体制惹了祸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府主导型慈善体制改革滞后，慈善组织官办色彩依旧浓厚，慈善资源由民间流向政府的趋势有增无减。 从去年年初陈光标高调慈善，我认为他是透支了慈善，透支消费了慈善。关于“巴比慈善晚宴”，我当时提出富人慈善宁缺毋滥。郭美美登场以后跟商红会的“中红博爱小站”，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创新的思路，但是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实现，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东西。那么慈善总会虚开发票的这个事件呢，实际上是一个垄断危机。青基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是躺着中枪，把这样的一个支援非洲的公益慈善项目，硬生生地就打死了。到了9月份河南宋基会医保放贷这个事情出来，当时我讲的这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不管你对这个宋基会怎么处理？但是一定不要伤及那些无辜上当的投保人，应该由保险公司对它进行收购，但是到目前这个宋基会的事件处理还捂着。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的出现，都是慈善体制官民不分体制惹得祸。实际上公众的心理是仇官仇富。 现代慈善，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制度的文明 我讲的这个方向感，主要讲得是一种文化混乱，我们这个慈善文化，因为是一种政府控制下面的慈善，实际上它不是真实的，比如说搞摊派也是慈善的，派捐搞什么都是慈善，慈善风暴也是慈善，实际上是不断地在伤害公众的热情，所以形成人们本来一个美好的事情，很多人就感到厌恶，还有本来是慈善，比如说公益和商业合作，它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个基金会的资金必须要保持增值，不能让它放在银行缩水，但是现在缩水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搞投资反倒要面临很大的质疑，好像你跟商业又搞什么鬼名堂，那么就是说整个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没有方向感的慈善文化的氛围当中，所以好多正确的事情甚至你都不好做。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慈善文化的毛病就出在体制上，这个体制制造不出好的文化。我在南方都市报有一次岭南讲堂，我的题目就是说现代慈善，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制度的文明，实际上你的文化和制度文明离不开的，一个混乱的文化的背后是一个不文明的制度造成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美国NGO效率高 从效率角度来讲，我到美国，美国的政府叫人类服务局。他们就非常明确地讲，政府就是管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政府管理，所有不是基本的一些服务，都是由市场来支配、由非营利部门来做。他们就明确的，我们效率低，他们效率高，这个东西根本不掩饰的，政府效率低，非营利部门效率高，他就是这个观点。 事业单位体制落后 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和民间都是做公共服务。我说了三个性，政府在资源支配上是强制性，民间的公益是一个志愿性，政府是垄断性；民间是竞争性，那么政府是普惠性；公共服务是普惠性，民间是差异性；有这么三个正好是对应的。那么这样的三个对应，就是使民间的和政府合作，或者是接受政府的购买来进行公共服务，它通过市场的竞争，就是刘老师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竞争，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机构。比如说同样的养老院，同样的福利院、孤儿院，现在好多都是事业单位，公办养老院，实际上这些真的是奇怪得很，为什么要事业单位呢？ 你做民非的话，他们就不是政府来供养，因为事业单位是供养，那么民非呢，他就是说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买谁不买谁，谁干得好？然后民非它可以从市场上去争取这个捐赠的资源，这样的一种资源配置，肯定是有高的效率，所以现在这个是非常地落后，我们事业单位的体制非常落后。 民政部十年以前就提出福利社会化。以前就提出来，要社会化，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改不掉呢？利益，这事业单位国家供养的这些人员要改就是很难，当然也在于这个政府的决心，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就是政府本来是应该把公共服务的很多的自己养人做事，这些活拿到市场或者是社会组织来做，同时让社会组织自己从社会上获取资源。 刘佑平： 信号积极，但缺法规 我这个NGO有官方的背景，但是个人的感觉，在一年来中国的本国公益慈善事业里面有很多积极的信号，其实不是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去年在民政会议上就讲了放权的问题，很多事情政府做不了为什么还抓着不放？就是要民政系统要放权于社会，把很多的公共服务的空间让给社会去做，这是开始。 后来胡锦涛主席在党校的讲话，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讲话以后，后面导致我们理论界的几个回合的论战，关于社会管理怎么做的一些大的论战。从部委这一级都有了很多的一些争论，从媒体上面，我们南方系的报纸，包括我们中央党校，那个《学习时报》，包括我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很多很多的论战，到现在也没有结束。但是其实越来越明确，到最近的就是今年的民政部第七次的会议，温家宝讲民政工作他讲了四点，他泛泛地讲了民政工作，先讲了慈善和公益，这个信号放出来了。 关于方针和管理体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政府它只能管政策，但是法律，国家按照欧美的法律，应该是议会只管法律，政府只能管政策，很多事情是关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曾经温总理就讲过条文有变化，温总理那个讲话里面讲过，国内管理体制取消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有提醒他，因为我们的法律还没有变，所以我们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很多的探索或者创新某种意义上是挑战法律甚至是违背法律，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政府比我们还想改革 其实不是我想去革命就能革得成的，刚才你说的水到渠成，他到这个时候了，昨天我这个报告发布了我已经讲了，现在社会经济已经到了这个时刻了，再不进行这个社会领域改革的话，就会危机出现，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发明，你看温总理的讲话，包括两会的讲话都已经反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比我们还想改革，但是只是这个不是一股力量，本身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大正面的力量，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改革是文化生态的改变或者价值层面的一个改变 我为什么讲改革是文化生态的改变或者价值层面的一个改变，所有的今天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些，它本身就是我们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老百姓获取信息的能力渠道很快，社会的情节化已经加速了以后，老百姓的这个权利意识的重新的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公民社会是唯一一个解决之道。我们现在的事情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事，是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我们社会变革中间的一个，我刚才反复讲到，我说我讲到这个组织NGO，NGO是一个前提，刚才永光所说的自治，自治精神一直是NGO的一个独立的问题，这种自治精神整个公民自己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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