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公益慈善与风投间创造价值
KimMeredith斯坦福大学公益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公益这个概念，常常被理解为慈善捐赠，往往指的是经济上的捐助。但事实上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可以是智力资本、金融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的捐赠。公民社会是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公共区域，也可以称为“独立部门”.在美国独立部门的就业人数占了全体就业人数的10%,它的资金来源就是公益资本。至于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策略和理念，在政府、商业和公益这三个领域是共通的。这三个领域都在寻求创新的方式，并利用他们各自独特的力量或者说影响力来推动社会创新。在中国，在我观察到的社会语境中，社会创新这个理念，以及商业、政府和公益这三个领域之间逐渐模糊的界限，已经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社会创新的契机与中美慈善捐赠的差异美国出现的社会创新方面的新理念，特别关注三个社会领域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上周我们与“加州参议院银行和金融机构委员会”在斯坦福大学曾组织一场会议，谈到了一些新型公司--灵活的目的企业、福利企业以及它们与NGO的模糊界限。2011年10月通过的法案为这一类企业提供了种种便利，但仅有少数加州企业参与注册。而美国仅有5个州有意识并且已经立法来寻找和鼓励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加州是其中之一。对这类企业的资助来自何方？可能来自慈善的捐赠--这会引起非政府组织的担忧；也有可能来自一些风投、股权投资或者银行业。谈到中国的公益创新，我不禁想到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在中国，企业逐渐向着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我认为是基于这两大传统的一种自然演变。中国有着强政府的悠久历史，而美国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民社会萌芽时，还没有形成全国政府。学校、宗教组织和医院都是由公民自己建立的，并且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与政府平行地发展着。而中国是先有强有力的政府，再出现公益组织，所以情形决然不同。中国在外交上的睦邻政策，比如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在我看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中国现有1843家基金会，2009年至2010年的增长达到32%.由此可见公益慈善在中国文化中的厚重分量。中国慈善捐赠总额只占到GDP的0.1%,和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总共捐赠了6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与2007年和2009年相比都要多出300亿，这是政府呼吁企业捐赠的成果，2008年之慈善捐赠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政府不会出面号召企业捐赠。这体现了中美两国慈善运营的方式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区别在于，中国捐赠的10%-15%为个人捐赠，80%-85%为企业捐赠，而在美国占主要比例的则是私人捐赠。美国在2004年到2008年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三千亿美金，占GDP2%-2.2%,这2%或者2.2%GDP创造了美国10%的就业机会。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大约30%的资金来自政府，同时政府也会减免一些税收作为优惠政策。随着慈善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更加有效地做慈善已经成为我们热论的话题之一。这三千亿美元的71%来自于私人捐赠，这是2010年的情况，过去40年亦然。另外8%来自于个人遗产，两者相加即占到了83%-85%,人均每年2000美元左右。此外，基金会的贡献是14%,而公司在5%左右。这个比例，中美两国是反过来的。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宗教组织，这个比例已经从50%下降到了35%,而这些捐赠里只有10%最终留在宗教机构，绝大部分在社会领域再分配。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合作的新趋势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方向，则是探讨如何在扶贫中运用社会创新。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就有一些专门针对扶贫的项目和发明创造，比如DeLight、Embrace（一种两千美金启动资金的孵化项目）。在美国加州，尤其是斯坦福大学，我们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利用资源推动社会创新的情况。公益事业目前存在一些新趋势，包括全球化、微型金融、投资者合作、捐赠圈、复杂性趋势、公益创投、价值分享。我们需要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结合起来，同时要更加有耐心。对于一些风投来说，要得到期望的投资回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社会影响力投资概念的影响下，我们如何更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对公益的看法？在不断举行的会议和沙龙中，很多问题会不断涌现出来，所以这项工作要做得更加具有战略性。美国公益界像今天这样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提出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好的回答，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策略以及评估的标准，看看对整个社会能够产生多大的收益和效应。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集结在一起，而不是单独的一种力量。影响力投资非常关注对资金的使用，尤其关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能不能引发出社区更大的参与积极性，是否试图了解投资人在想什么，愿不愿意付出耐心资本。当一个公司产生经济效益的时候，分享价值随之产生，盈利和社会影响这两者如何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借助。在美国可以向政府筹措资金。筹资对于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一些长期产品的创新非常重要。同时它的比较优势、在金融方面的绩效都是重要的衡量因素。在非盈利和商业这两者之间走钢丝，非常需要领导者和相关的人力资源。建立相应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每个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五个人是必须要公布的，公共披露或者信息公开的机制对于整个企业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要缩小鸿沟或者说缩小差距，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如果与非盈利NGO进行合作，如何确保公共和私有部门两者完美的结合？更好地发觉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够发掘的潜力，作为一个企业或者公司来说，你们和政府还有非盈利机构如何更好地取得平衡，从而发挥最大的合力，这一点最重要，同时也要有共同解决的问题。对于政府的领导者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一点。看一下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对于整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当为此成立一些什么样的基金。比如，非洲对水资源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资金的筹措，人们会问，水和整个非洲的慈善事业究竟有什么样具体的关联呢？事实上，当人们进行评估以后，所有人都同意，需要开发水资源的领导力，而且尤其需要女性的领导。因为社会资源方面的雇员有90%到95%是女性，对于剩下5%的男性来说，他们如何为女性提供相应的培训，如何提高她们的领导力，由此达到逐渐消除差异和鸿沟，更好地把妇女纳入到整个社区的工作中来。在美国，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强商店雇员的能力来说，她们来自于低收入的妇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较低下的妇女。我们会问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试的，你是怎么样来卖货的，我们会为她们提供相应的培训。这样，我们帮助失业的女性雇员重新找到工作，帮助她们取得更好的工资绩效，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消除鸿沟的做法。我们必须要通过教育，通过减贫，或者通过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来促进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把一些实践者、专家和相应的机构纳入进来。中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吴伯凡（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创新，与许多商业的创新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赚钱的商业和满足社会福利的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古老中国的哲学命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寓义于利”.这是所有企业、非盈利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一直倡导集中三种部门的人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用投资的手段来启动社会创新。王振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速度要比我们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门槛。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人均GDP1万美元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社会财富量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社会创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面临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型，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额捐赠和学雷锋做好事，而是要运用慈善组织、大额的捐赠、金融投资等各种社会要素来提升中国社会。目前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够，现在非常缺乏像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这样的对话平台和经常性的联系。第二，没有通俗化的系统理论体系做支撑，来说服中国大众。第三，倡导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众在一块摆摊参与社会创新，用财政款项来做社会创新。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促进整个民族理念的转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力，为中国的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动力。成卓（爱心火炬基金发起人兼主席）：美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税收减税是怎样的？KimMeredith:现在美国能够给社会企业比较灵活的政策，最近加州发布了《社会企业法》，允许社会企业盈利并享受一定的减税优惠，还鼓励社会企业接受捐赠。ElliottDonnelley（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白沙投资集团总裁）：很多创业公司一方面做资产组合投资，另一方面又做影响力投资，他们整体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fund）的ImpactAssets.过去“捐赠者指示基金”的捐赠对象仅限于非盈利领域，现在可以做影响力投资了，他们通过自身项目的推动，也推动法律体系针对这种捐赠形式做到进一步完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产品和服务，比如小额信贷服务和一些水资源项目，给捐赠者更多的选择。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进一步监管，相关人士包括捐赠者都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KimMeredith: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推动法律的变革，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基础建设做贡献。刚才Elliott提到ImpactAssets,他们得以让捐赠人把减税后的资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会项目。不管对个人还是风投公司，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LegacyVentures,他们原来只做投资，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社会项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已经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ElliottDonnelley:我们家族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和探索，比如在“捐赠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给了类似谷歌这样的公司，结果获得了10亿美元的利润，他不能要回这笔钱，这笔钱还是留在资金池中，只能继续投给新的社会项目。另外，在传统的非盈利组织里出现了“非盈利财政分红”,Impact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项目关联投资，让其他人向现存的“捐赠者指示基金”账户投资。这种机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对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的财政激励，如在管理费之外保证6%的年利息率，若此账户盈利更多，投资者还能得到更高的“分红”.这种多样、复杂的金融机制在慈善基金会中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慈善能否经营，慈善如何经营赵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员）：在美国和欧洲，个人的捐款已经能够被投放到二级市场进行再生产，而且个人可以创办基金会。政府甚至设计出一套政策，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帮助政府和公众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偿付公共债券，这些社会企业的项目可以发行社会债券，每个人都可以投资。在中国，个人的资金给到非盈利组织这一步是明确的。到底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扩大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慈善捐赠人资金来源的机制建设？它可以来自基层设计、政府层面、银行部门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社会企业自己的产品创新。王行最（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慈善需要经营，慈善必须要经营。一种意见是，基金会属于慈善性质，不能经营它。但经营并不等于商业化赚钱，非盈利组织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所盈的利用于什么目的，是工作人员分了，还是所谓股东分了，还是继续投到公益里面，这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一直坚持慈善是可以经营的，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最小的人员投入产生最大的收益。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小额信贷，它与传统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经营是社会企业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会影响和社会目标，但是采取商业化的方式经营。但这一形式同样遭受到捐赠人的负面反馈。我把钱捐给你，你拿捐款发放贷款，而且用的是非优惠的利率，近似于高利率，这怎么行？如果一笔钱你捐了100万，发给100个学生应该是1万块钱，一年以后全没了。但这笔钱如果作为小额贷款发下去，到一年期收回来，会不断增值。小额信贷确实促进公益慈善发展和社会创新。但是我们的融资碰到很大的问题。我们跟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国家开发银行的总体战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融。我们也跟农行合作，农行商业化以后往深一层，乡镇一级肯定覆盖不到，这样我们用小额信贷的方式给它嫁接，等于把服务半径延长，这也是农行服务三农的方式。在小额信贷没有合法化名分的时候怎么办？干的足够大的时候，国家自然就认可你了。比如现在放款一千万，服务对象五千人，让国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吗？但是当服务一百万农户，年贷款量超过100个亿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有分量。我问Kim一个问题：中国公众捐赠不超过20%,西方国家公众捐赠往往是80%或者超过80%以上，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由于税收的问题，还是说美国慈善传统？美国的慈善是从贫民慈善发展起来的，从社区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中国所谓慈善是政府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KimMeredith: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一点作用。事实上我想要澄清的一点是，确实美国政府有自己的税收政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1+1等于3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也可以适当的借鉴。在美国，个人是不是愿意交的税款用于慈善呢，这是我们的个人税收政策所决定的。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整个市场上不断有慈善家涌现出来，不断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们不得不迎头赶上。监管机构也在跟踪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运作和做法。社会公众，或者说企业的潜在股东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日益加深。现在美国在激励机制这方面也在不断改进。成卓：你是否认为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贡献？比如说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KimMeredith:我现在很难下结论说会有这个趋势。在2009年企业慈善增加了10%,2010年又增加了8%,两年内增长近20%.这种比例的上升背后，也可能是经济形势造成个人捐赠的数值下降了。但是纵观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企业的捐助逐渐呈现增长的态势。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对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是否要调整。如果这样的政策转变真的发生，企业的慈善所占的比例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ElliottDonnelley:从传统慈善公益来看，美国慈善款的效率很低，我们需要有非常聪明的决策和战略才能够拥有高效率和明智决定。往好的方面看，现在出现了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不再进行低效的慈善投资，而是进行高效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商业领域，公司是基于利益的，如果公司破产就出局了，因此商业领域的资金是高效的。我觉得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这些资源，在中国可以来思考一下如何对西方的做法去粗取精。赵萌：我们一直讨论美国有什么，中国有什么，包括基于政府、民间、宗教的机制，包括透明度、问责、第三方认证等问题。如果有一些机构帮助非盈利组织，会更有效益。特别像社会企业指数，或者专门提出来一些指标，衡量哪些公司做得好，告诉人们从什么公司接受捐款。第三方认证机构非常重要，人们需要了解，我做投资以后谁来真正检验这个过程是否公正和有效率。中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现在各个大学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开展这样的讨论，事实上会形成一种环境，让人们自然地互动，慢慢打破一些隔膜，建立起相互的信任。肖晗（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我觉得，目前中国整个公益行业缺少一种动力。多年来互联网行业突飞猛进，它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能把这种动力引入到公益行业里来，对这个行业有极大促进作用。现在公益组织都觉得缺人，缺钱，缺效益，缺自由导向，没人去问责，没人去要求透明，所以整个公益行业跟现在基本的商业机制有点脱轨。其实社会投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商业化的机制引入到公益行业里面来，让公益行业更有效率，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新闻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版文字未经嘉宾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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