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公益团队业余掌门人
在目前从事公益事业的人群中，有一个现象，很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是兼职的，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工作，做公益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虽然是业余时间做，但公益事业却做得风生水起，并不业余。这种做公益的方式是否是公益事业常态方式？公益机构百花齐放的同时又有哪些隐忧？本报就此采访这样几位公益人士。第一问：自己有本职工作，又是公益组织负责人，热衷公益的原因是什么？
现为中央机关国家公务员的陈俊豪，中学、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热心集体活动，大四时从事过法律援助工作，义务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代理案件。2008年，陈俊豪建议浙江企业家狄玉增先生在中学设立奖助学金，资助贫困且品德、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陈俊豪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事业，不单是因为公益、因为爱心而伟大，我们的理想是，除了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塑造成有用之才，同时也让他们传承爱心，自愿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或加入社会的公益队伍。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我们为社会的教育公平贡献自己一点点绵薄之力。”刚毕业一年，在央企工作的孙国徽，做公益已经3年，他说，做公益已经是一种习惯，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我选择的这份公益事业和教育有关，扶持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本身来自农村，深知那里孩子们的不易。既然现在自己找到了能为他们做点事情的平台，何乐而不为呢？”曲正权，北京蓝天救援队分队长，2008年从汶川地震救援现场归来，一直做着公益救援的事情。他感到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而且已经成立了蓝天救援队这个组织，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竭尽所能安排时间，学习技能，去挽救生命。”同时，作为一个男人，他认为这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渠道，让他更有价值感，同时收获快乐。
第二问：做公益有收入吗？
曲正权说，作救援队员没有任何收入和补贴，都是自费，包括装备、汽油费等，蓝天救援队最大的捐赠者就是队员自己，捐赠的是时间、精力、费用。说到时间，大部分队员都是把所有的可调配的业余时间，包括年假、周末休息日、可以请到的事假等等都贡献出来。孙国徽所在的及人教育公益机构，在每年暑假项目开展期间，会象征性地补贴很少的电话费和交通费。清泉成才公益基金作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一个项目，曾建议陈俊豪可以领取一些补贴。陈俊豪不仅任何补贴都不拿，反而自己为这项事业垫付得更多，他也认为自己是国家公务员，不能兼职取酬。因此，也就完全以志愿者身份做公益。
第三问：怎么解决工作与公益的冲突？
曲正权直言不讳：“有冲突，而且次数很多1曲正权说，主要是刚开始的几年，单位不理解，这人怎么上着班突然就走了；家人也不理解，因为太冒风险。工作、家庭生活与救援一直交织着、冲突着，这也是很多队员遇到的问题。但慢慢坚持做，尽可能协调时间，不停地做实实在在的事，时间长了，救了很多人之后，家里人慢慢也就理解了，支持了，到后来有的家里人也加入到救援队；公司也慢慢从误解到理解，认识到我们干的是好事，也都尽可能给些时间和支持。我们身后其实有很多人都在默默支持着我们。与曲正权随时待命准备救援不同，孙国徽和陈俊豪情况稍好些，“基本都能处理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公益。比如，充分利用晚上、周末的时间来做公益的事儿。”孙国徽说。陈俊豪工作时间都在单位上班，做公益都是在晚上和周末，同时，因为基金会有一位专职工作人员，因此，处理公益的事更从容一些。除了时间之外，最牵扯业余公益人的就是精力了。尽管非常疲劳，尽管经常休息不足，但他们都非常乐观，孙国徽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人会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家人非常支持，经常鼓励我做下去！而曲正权自从做了救援的事，就从来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得空就睡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第四问：是否曾想过放弃？
陈俊豪觉得，做清泉项目最大的困难是做了充分准备后，没有取得预期的社会反响，还偶尔会碰到一些受助学生并不很感恩，与自己存在隔阂。对别人坦诚，但换来的并不是同样的尊重，这让陈俊豪有时感到很寒心，但他不会因这些而放弃。曲正权说做公益救援遇到了太多困难，最难的有两方面，一是来自各方面的误解，比如社会上的人对救援队公益行为的怀疑，救援时总认为我们有什么目的而不配合；还有来自一些职能部门的误解，不相信我们的救援专业技能，不支持我们参与救援。另一方面，来自自身的困难，工作、家庭、生活、救援，每天都在这几个点之间找平衡。当这些困难发生的时候，曲正权坦言有过放弃的念头，做了好事还不被认可，让队员们非常气愤。但大家说归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真正退出，原因在于，“我们做这件事是做给自己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大家互相鼓励，那份凝聚力非常强大，让我们就这样坚持下来。”曲正权说。而对于及人教育的孙国徽来说，遇到的资金缺乏是最大的困难。孙国徽说，从没有想过放弃，既然给了校长们一个承诺，就应该去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表示，相信很多有爱心的商界人士一定会伸出援手，帮助公益机构渡过难关。
第五问：业余时间做公益，什么时候最快乐？
每年7月底，参加及人教育“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的校长们拿到结业证书要返回家乡那一刻，心里最快乐。孙国徽说。听到同学们的好消息以及在逢年过节时收到他们的问候短信，这是陈俊豪最感到快乐的时候。让曲正权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听到三个字：“找到了1当救援队员历尽艰辛找到受困、失踪人员，“找到了”三个字传来时，那一刻是最快乐的，拥抱、欢呼、眼泪，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那一刻是多么幸福和快乐！另外，与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联手，为一个想法凝聚在一起，一起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本身就会让人感到非常快乐。
第六问：业余时间做公益，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陈俊豪最大的担忧是，尽管都是业余时间做公益，陈俊豪仍然担忧单位认为自己没有把精力最大限度放到工作上；他最大的烦恼是，很缺全职的志愿者来帮助自己一起做事情。孙国徽最大的担忧在于在本职工作的时间段，出现需要你去解决公益方面的问题，他最大的烦恼是了解及人教育公益机构的爱心人士太少。让家里人太替自己担忧是曲正权最大的担忧，“我是家里顶梁柱，我所做的事给家里人太多精神上的压力，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我给家里人少一分照顾，让我感到非常歉疚。”
第七问：业余时间把公益当成事业做，可以持续吗？
“我认为业余时间做公益是很正常的。这可以成为精彩人生的一部分，当老了以后回忆此生，会觉得很充实，很满足。只要公益事业不占用太多时间，我觉得是可以持续的。”孙国徽说。曲正权认为，本职工作与公益救援我认为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自己除职业外，还有一件自己喜欢并且非常有意义的事去做，心里非常快乐，使自己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做起本职工作也更努力；另一方面，救援时，见过太多惨烈的场景，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因此对生命更加敬畏和尊重，更珍惜工作、生活和家庭，在生命面前，现实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不如意太“斜了，都不值一提，也就不会去计较，也就活得更快乐。陈俊豪觉得，业余时间做公益可以持续，但基金会做大了，需要更专业的人员来管理和主持，不可能都是一群业余的人在做，必须要有专业人员参与进来。
第八问：是否考虑全职做公益？
陈俊豪2007年硕士毕业，先后在央企和国家机关工作。“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在公益活动中获得任何个人利益，所以也就没想过全职做这个事情。一是自己现在的工作很好，值得我付出和投入；二是自己的生活也刚温饱，如果全职做，我得领取工资否则无法生存，但我不希望基金会开销太大，所以我不会领工资，也就不会全职做。”曲正权对此也早有考虑，他说：“我不会收手不干的，做救援志愿者是我一辈子要干的事业，但没有想过做专职志愿者。救援队不同职业、不同经验、不同专长的人组合在一起，救援时的解决方案非常灵活，因此，我们鼓励队员做好本职工作。即使未来救援队必须要有专职人员，比例也会非常低，绝大部分队员一定是兼职。”孙国徽也没有想过全职做公益，他表示，没想太远，但会一步步走下去，让及人教育公益机构更加茁壮！
第九问：如此辛苦做公益，得到了什么？
在付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甚至是可以用来赚钱的机会成本之后，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陈俊豪认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肯定，得到了问心无愧的充实感。收获了一份心灵上的满足是孙国徽看重的。曲正权说，得到了快乐，挽救了生命，帮助了人，付出再多都值！
第十问：做公益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孙国徽认为，发自内心真诚地想做，没有人指挥你，所有人都很平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你一直被感动，一直感动人，一直很快乐！陈俊豪觉得，理想的公益的状态应该是良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伸出援手，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作为志愿者提供支持。曲正权分析了业余人员做公益救援的优势，他认为，一，每个队员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经验丰富。比如，救援队车手，车手是他的职业，天天练，技术自然精湛，兼职做蓝天救援队员车手就非常合适，但如果救援队养一个专职车手，那是不可想象的，不仅费用高，而且驾车技术绝对不会是最棒的。因此如攀岩、地质、救护等专业性人才以兼职方式做蓝天救援队员，恰是民间公益救援队最大的优势。另外，救援队员散落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区域，一个点发生情况，这个点附近的救援队员就是第一个响应人，超级灵活，这也是优势之一。曲正权坦言，现在不是很理想的做公益的状态。主要原因是缺少关注和扶持，比如经费缺乏，训练场地没有保障，先进的救援设备因价格高昂无法添置；另外，社会大环境对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不够理解，认可度不高。其实，民间救援组织是可以做得更好的，能发挥更大作用。人物介绍孙国徽现为央企工作人员，及人教育公益机构主要负责人。公益活动为暑期组织“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留学生假期支教项目。曲正权创意设计公司负责人，北京蓝天救援队分队长。公益项目理念是“竭尽所能，挽救生命”。陈俊豪现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清泉成才基金执行主任。公益项目为向品学兼优的高中至大学二年级贫困学生提供奖、助学金。专家点评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公益慈善离不开“业余”业余做慈善在国外非常普遍，这种普遍度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包括总统都要做，做多少个小时。比如，美国总统同样有义务劳动，也就是我们说的志愿服务时间。在国外志愿服务不是新闻。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善于用法律工具促成普遍的慈善，大家对现代慈善很陌生，都认为很高端。其实，在国外，普通人都在做慈善，而且必须做，不做就是违法的，因为经常业余做，所以业余做也很专业。西方的道德观和义务观与我们的不一样，西方的道德观是义务型的道德，法律规定必须做；我们是道德型的义务，该不该尽义务，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有多高，帮助别人会上升到一个道德水平问题，空泛而不具体。慈善离不开业余，就算再专业，如果没有大量业余或者叫全民性的体制为基础，给予帮助，专业是做不起来的。业余时间兼职做慈善的，在国外有专门法律规范，平时上班，下班就做慈善，就很专业了。国外做志愿服务，有专业化的志愿服务体系，能很好安排业余公益人的服务时间，也可以抽出上班时间从事公益事务，而在我国，做公益与道德高低挂钩，因此，与国外相比，中国现在做慈善的人付出的更多。我们目前的做慈善要求和标准太高，而业余型的慈善恰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道路。业余做慈善是我们民族、社会转型的重要希望所在，业余做慈善，这个民族非常有希望，这是我们真正的竞争力，是善的竞争力。不是听号召，而是看到社会问题，业余承担起责任。因此我认为，有一批业余公益慈善志愿者，是我们慈善事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王振耀认为，对“业余公益人现象”来说，未来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首先，得益于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公益事业会不断进步，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其次，现在人们的道德水平比前几年高多了，我不同意有人说的“道德沦丧”。之所以给大家一种错觉，是因为社会道德提升了，我们的公共道德建设、公共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标准滞后。我认为从2008年开始，整个社会已经非常宽容、支持业余公益的存在，只是我们的公共管理体制有些滞后，我判断未来三到五年就会有大的发展。中国人乐善好施是世界公认的道德品行。最后，大量退休官员、人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慈善事业中，中国具备慈善的基础，关键是要尽快解放慈善的生产力。现在很多专业基金会也都是由业余慢慢做起来的，而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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