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中国各种慈善力量开始整合

瓦上雪

芦山地震最新募捐数据显示，135家基金会募捐12.2亿元，红会系统共接收捐赠7.7亿元

驰捐、质疑、反思。这个在汶川地震后用了近5年走完的公益慈善进程，在芦山地震后，只用了大概两周。

地震后两天，民政部发出《公告》，打破以往自然灾害时，只有政府、红会和民政系统的慈善会能接收捐款捐物的格局，首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这是我国救灾募捐“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可谓历史性的转折。

新京报讯4·20芦山7.0级强震已过去17天。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昨日，135家参与芦山地震的基金会共获得物款12.2亿元。

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中基金会的募款能力在大幅提升。据该网统计，此次排名前13位公募基金会募捐总额已达9.65亿元，可见公募基金会募捐能力大幅提升。

壹基金获个人捐款最多

截至2008年12月底，汶川地震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各级红十字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共募集273.17亿元，红会系统接收的款物占整个社会捐款的比例是最高的，约138亿元；慈善会系统是96亿元。当时，公募基金会总共接收捐赠款物13.75亿元，占1.81%。

而目前芦山地震募捐数据显示，公募基金会的募捐能力早已今非昔比。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昨日，参与芦山地震的基金会共有135家，共获物款总额为12.2亿元，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两家接收社会捐赠的款物总额分别为2.4亿元和2.3亿元。而壹基金则是获得自然人捐款最多的基金会。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7.7亿元，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接收捐赠款物1.5亿元。中华慈善总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0.54亿元。

扶贫基金会获大额捐款最多

在芦山地震后两周里，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以2.4亿元的款物总和，位列百余家基金会第一位，也是在此次地震中获得最多企业捐款的基金会。

而在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截至4月26日的数据监测统计中，记者发现，能明确捐款流向的超百万元的71笔企业捐赠中，中国扶贫基金会获得的企业捐赠额度最大，为1.2亿元。

芦山地震：中国各种慈善力量开始整合

**两重天

红会与壹基金面对公众“大考”

与红十字等官办公益慈善机构的遭遇天壤之别，地震后1小时即赶到震区开展救援的壹基金，短短两周就收到160万公众总计超过2.5亿元现金捐款，代表着民间公益力量的异军突起。

4月20日清晨，四川芦山发生7.0级强震。中国红十字会两小时后就派出第一支队伍赶赴灾区调查灾情。

当天傍晚，一直高调力推红会改革、年逾六旬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亲自带队，赶赴震中芦山县，指挥红十字救援救灾工作。

很难想象，她此行，伴随的不是支持和鼓励，而是无休止的质疑、指责，甚至骂声。

从涉嫌向台湾红会收500万“进门费”，到中国红十字会是不是“国际红会成员”之争；从“红会工作人员灾区采购药品虚开高额发票”的老谣重炒，到艺术家汶川地震后8000万定向捐款被挪用的问题披露……

其实，红会各级各部门负责人反复承诺“将公开、透明花好每一分善款，全程接受社会监督”；在震后两周，全国红十字系统就获得逾7亿元款物捐赠；中国红总会通过网站、微博等新媒体滚动播发募捐与救灾消息。

增加红会微博的粉丝量，一直是赵白鸽的心愿。

地震后一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微粉丝人数从15万飙升至23万。最初几天，红会每条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都有数百上千条之多。然而，点开评论，就能看到，几乎满屏骂声。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想不通，她一直建议重查郭美美事件，“一个郭美美炫富就能将百年红会的信誉毁于一旦，为什么红会的信誉如此不堪一击？因为红会有错，所以一颗子弹就能将其击倒。”

4月28日，从灾区回京的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呈上军令状：两三年内，如仍反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将自动请辞。

其中的勇气和悲怆，五味杂陈。

与红十字会等官办公益慈善机构的遭遇天壤之别，地震后1小时即赶到震区开展救援工作的壹基金，短短两周就收到160万公众总计超过2.5亿元现金捐款，代表着民间公益力量的异军突起。

震后72小时，以募集公众小额捐款为主的新浪“微公益”平台，为芦山地震募款超1.1亿。

5月3日，刚从地震灾区回京的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北大新闻学院举办的《微行大义——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益变革与实践》新书发布会。他在会上主动要求发言，因为“这次芦山地震感受特别明显，就是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公众特别广泛地参与到公益中来”。

与民政部门和很多公益慈善机构写明不接收物资捐赠不同，在此次芦山地震中，来自不特定公众的大小包裹，壹基金也不拒绝。“目前仅旧衣物，就高达40吨。”杨鹏说，虽然壹基金在前方灾区仅有5个专职工作人员，200多个志愿者，要“把包裹一个一个拆开、分装、运走、分发，每天忙到半夜”，但“我们无法拒绝公众的爱心。”

如何晒账单

公益组织上门求教“开微博”

5月2日下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传播团队到新浪微博学习，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用微博及时跟捐款人做交代”。

“一定用好每一分善款”，成了此次芦山地震后，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募捐的注脚。然而，这句话如何落实？微博、微信、网络等新媒体成了普遍的工具。

5月2日下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传播团队到新浪微博学习，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用微博及时跟捐款人做交代”。

翌日一早，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小超看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浪官微就发出一条微博：“您是否曾在第一时间向四川芦山地震灾区捐赠善款，您是否捐款后未曾留下电话和详细地址，您是否是1200名有爱氏中的一员。有爱氏，中国扶贫基金会喊您索取捐赠票据。”该条微博后附的照片，是一沓打印好的捐赠发票。

“一年前，跟扶贫基金会负责人聊天时，我还很愤怒地说，你们敢不敢(公开)的问题。可现在，我发现不一样了。”贝小超说，这次芦山地震，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都愿跟公众保持一个动态沟通。“更多公益组织的人来问，我的微博怎么开，怎么认证，怎么运作。这是个非常好的契机。”

以往发生自然灾害时，除政府依照特定法律可接收捐款外，还法外定规，只允许红会和民政系统的慈善总会接收捐款。2008年汶川地震，红会系统接收款物约138亿元，占整个社会捐款21.1%；而全国公募基金会总共才接收捐款13.75亿元，占1.81%。

据清华大学调查，汶川地震后只有4.7%的捐款人了解捐款使用结果。虽说汶川地震捐款使用经国家审计部门审计，鲜有腐败发生。但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发起人徐永光指出，受捐机构只给捐款人一个“经审计没发现问题”的答复，怎能令人信服满意？

4月22日，民政部发出《公告》，首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并要求“公益慈善组织进一步规范救灾捐赠活动，保证信息长期可查询，主动接受捐赠者和社会监督”。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秀丽说，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今天，公益不再只是贴着红十字的募捐箱，而变成了看得见的真实，可以是偏远地区儿童的一顿午餐，可以是山区校园里的一个篮球，可以是失学儿童的一个书包。“总之，公众不再是公益慈善的旁观者，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也自然而然地要求公益慈善项目执行过程中透明度更高。”

从成立之初，即以“人人公益”为宗旨的壹基金，始终保持着在微博上与网友紧密互动。虽然深陷舆论质疑漩涡，但中国红总会依然坚持每天在官微上滚动报告前方救灾救援情况，图文并茂。震后第二天下午，固定每晚17时发布全国红会系统募捐数据。

但5月5日晚，中国红会社监委还是通过官微批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晒账单的力度不够，要求红总会每天公示募捐情况，至少要包括接收捐赠总额、现金总额、物资总额，其中公众捐款多少，累计支出捐款捐物多少等要素，“并在总会官网以excel表格公布明细，不要用简单的滚动页面应付”。

另一官办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尚未开通微博，但从地震后第二天到5月3日，每天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银行和现场捐款明细。

由竞争到合作

红会与“草根”共建救灾平台

刘姝威透露，长期以来，中国红会因其“官办”身份，只能使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报表》，该报表不能反映公众捐款收支情况。这使得中国红十字会至今未能像壹基金等基金会一样，公布逾7亿元的捐款明细。

因财务透明而产生的公信力，是公益慈善机构在突发灾难后行动力的保证。

芦山地震中，谈到公信力，人们很容易将民间慈善组织代表——壹基金和官办慈善机构代表——红会，放在一起做对比。

甚至媒体一度报道，在筹款效率方面，在中国红十字会仅募集几万元之时，壹基金已募集几百万。舆论普遍认为，这也是汶川地震后五年，民众对慈善信任选择方面交出的答卷。

然而，“这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公众话题”，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教授提醒说，实际上，红十字会的募款渠道比壹基金多很多，比较一下4月24日基金会中心网和中国红总会公布的数据，壹基金共募集115万人次1.4885亿元，而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已收到捐款3.8952亿元。

但金锦萍同时指出，公众对捐款数额很关注，但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捐款是怎么构成的，比如国企、民企、外企以及个人捐款各占多少百分比。“看一个公募慈善组织有没有公信力，看的不是大型捐赠有多少，而是看来自于不特定公众的个人捐款有多少。公众的小额捐款占的比例越大，说明这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越高。在这上面，壹基金确实占优势。从网络舆情分析来看，壹基金的确有很大优势，这说明壹基金的公信力很强。我们可以想一想，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财务专家，刘姝威透露，长期以来，红会因其“官办”身份，只能使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报表》，该报表不能反映公众捐款收支情况。这使得中国红十字会至今尚未能像壹基金等基金会一样，公布逾7亿元的捐款明细。作为财会专家的她正在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新的会计系统，并动员自己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帮助红会加快录入大量会计原始凭证。

采纳刘姝威的建议，昨日，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通过官方微博督促：5月底前，中国红十字会应发布芦山救灾月度财务报告，报告期4月20日至5月20日，使用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附注注明收支明细，并请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审验。

“红会是一辆车，推着它前进远比推倒它更有意义。”刘姝威在自己的微博上留言。

“谣言来源于大家的不知道”，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认为，在灾后募捐过程中，公众对某个机构的质疑很正常，“我们这个平台，尽量让更多基金会把募捐的信息，详细地整合在一起，向公众说明。”

“最大的挑战刚刚开始”，程刚对杨鹏说，在接下来的重建阶段，越来越多的公众会更关心善款去向。

对于慈善组织来说，不是简单获得不特定公众的捐款越多越好。金锦萍介绍，国外成熟的慈善组织都会有明确规划，今年要干什么，需筹多少款，它会根据人员配比及项目策划来确定筹款数，筹够就不会再筹，因为机构需预算平衡。“我们的公益组织却不同，是筹得越多越好，但如果大家把善款都给壹基金，就把壹基金给害死了，因为机构本身没这样的执行能力，一定会出大事。”

杨鹏亦坦言，作为一个只有40个专职人员的小机构，短短两周接收数亿捐款和物资，如何把它们透明地花好，是壹基金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临的最大压力。

在同时面对不同压力的民间和官办慈善力量，在相互竞争与合作面前，最终选择了合作。

4月28日，中国红会主动与芦山地震中表现不凡的“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数十家草根组织合作，共同建立“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除信息共享，还计划拿出资源与草根组织合作，探索社会组织联合应对灾害的新机制。

“这次四川救灾确实看到了民间组织的力量，全国工商联系统的民营企业已捐赠超7亿元，许多志愿者到达灾区，尽管出现了一定的协调矛盾，但这毕竟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经历芦山地震，中国公益慈善尤需要从正面加强体制建设以促成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

不管红会的体制改革和去行政化有多么艰难，但这一次他们没有搞以权谋捐，还拿出自己在政府救灾体系中的“权力”与民间组织合作分享，开始“接地气”，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正在浴火重生的中国红十字会。

——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发起人徐永光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