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聚焦：“公益大跃进”

猴子

　　前些天，社科院研究者杨团老师提出一个“公益大跃进”的概念，“指的是对公益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陷入盲区，盲目追求公益生产的效率，对于因此而产生的问题缺乏认识和警惕。”尽管如果光凭几个现象提炼出一个一棍子打死的概念，可能会伤害很多无辜者，但不难体会到提出者的苦心。毕竟，一个成长环境并不是那么完善的行业，“大跃进”只会让它乱象频生，裹足不前。
　　
　　营养不良的急速生长
　　
　　张梦颖
　　
　　《公益时报》副总编辑
　　
　　十几年前，中国曾经被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风潮所席卷，那时候我刚刚来北京不久，听到比我早一些时间来此的大学同窗，言语中频繁地提及“IT精英”、“VC”、“网站”、“.COM”一类词语，感到无比的新鲜。
　　
　　今日反观早期第一批中国互联网创业的成功者，他们大部分都是“海龟”，见过国际先进的模式，大部分拿着洋人的钱，回来以后有板有眼地复制那些已经经过验证的成功经验。早期的“烧钱”、“泡沫”一方面展示着行业迅速的膨胀以及快速的挤水过程，急剧的表象背后是众人竞逐的巨大机会。
　　
　　一个行业的崛起仿佛就是那么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情，天上飘着热钱，地上涌动着激情。到了今天，一些拥有更多本土化经验的企业厚积薄发，更多地掌握了主动权，比如阿里巴巴，比如腾讯。
　　
　　这是一个行业的生态发育链条上的一段。
　　
　　可以说是2011年底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接触公益领域，初期也是大有风起云涌、千帆竞渡的感觉。当时有以前做财经类媒体的同行好奇地问我为何选择这个领域时，我常常会拿着上世纪末的IT狂欢做类比。
　　
　　一种价值感也支持着我的选择——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背后，社会生活结构对这种成长的速度和强度开始越来越多地感觉到不适应，而从媒体的角度，无论是揭示社会问题，还是探讨社会运行的方式方法，都有更直接的价值感。
　　
　　但随着了解加深，却发现两件事南辕北辙。
　　
　　先从钱的问题说起。IT等领域，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或者点子，一旦说服投资方参与投资，首先缔结的是有多方约束的商业条约，两者的权利、义务、目的都相对明确，基本游戏规则相对完善。有法律途径和成熟的金融杠杆保驾护航。
　　
　　而在公益领域中，公益组织们要拿的钱是公众捐赠，或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部分发育初期的民间NGO很多是从公益类基金会或者较大型的NGO拿到资助。资助的具体方向五花八门，资助方与被资助方情况千差万别，目的也并不一定统一。在这样的情境下，所谓契约和游戏规则，就很难有公认的统一标准。
　　
　　IT行业早期发育阶段，政策和管理都相对宽松，进入门槛较高，但这恰恰给早期的IT创业者提供了比较宽广的舞台。而公益领域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是与社会问题连接在一起的，需要调动较多的社会资源，并且会时常触及社会的阴暗面。其面临的环境必定较为紧缩，使用了相当长时间的注册登记挂靠制度，基本上消弭了此类组织民间生长的可能性。虽然挂靠制度的政策业已松绑，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
　　
　　再说人的问题。当IT行业的高薪、金领传奇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前赴后继的理由时，“做公益要不要拿薪水，做公益有没有成本”竟然还是不少人热衷的话题。在人才环境早已市场化的今天，这样的流向选择显而易见。
　　
　　前些天社科院的研究者杨团提出了反对“公益大跃进”的观点，我深表赞同，一个可以获得的养分非常有限，成长环境并不是那么完善的行业，“大跃进”只会让它乱象频生，裹足不前。
　　
　　公益领域的“唯GDP论”
　　
　　刘敬文
　　
　　晶报《深圳公益周刊》主编
　　
　　很多词语都是人给搞坏的，我看“公益”这个词最近也有这个危险，因为它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不管什么项目，都会冠以“公益”之名，我见过完全不靠谱的几个活动，例如“公益歌唱比赛”“公益拔河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公益讲座，除了名字以外，真看不出跟公益有何关系。
　　
　　尽管郭美美事件让民间基金会的募捐收入有所下降，但是从整个行业来讲，投入公益的资源包括资金都是有增加的，尤其是各地方政府都开始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公益”和“第三部门”领域。我们就开始听到关于公益领域的“唯GDP论”，三年之内要增加多少家社工机构，每万名市民要配备多少社工，尤其是现在推行的枢纽型社会组织，都是以孵化多少数量的草根组织来衡量机构是否成功。
　　
　　我特别反对公益行业的“计划经济”，不管这个“计划”听起来多伟大多宏观，它的结果必然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因为它的逻辑跟之前大跃进时代钢铁产量“超英赶美”的计划是一样的，例如家庭暴力这个领域需要多少服务机构，不是仅仅能够按照人数来配备的，而是需要评估需求，还有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
　　
　　需要强调的是，我不反对政府扶持公益行业，我反对的是“计划”和“公益唯GDP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况且由政府支持指定的公益行业发展计划，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以现在公众对公益行业的认知水平，以公益行业专业人才的数量，都不会乐观到每年固定增加多少的份上。
　　
　　更加要警惕的是，很多“大跃进”的计划，实际上里面有某些部门要借机寻租的可能。例如很多地方政府自己搞的公益机构孵化中心，说白了，其实就是把场地拿出来，或者是政府每年补贴多少租金。很多行业，政府一补贴，就成了名利场，而管理者就伺机寻租或者中饱私囊。
　　
　　我经常拿中国互联网业的成功来类比中国公益行业，当年成功的互联网从业者像马云、史玉柱今天能够功成身退，不是因为政府给他们多少补助，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也没听说政府出来制定计划，每年要增长多少多少。他们是靠自己的实干，充分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做出好的产品，这样来立足的，当然失败的创业者更是数不清。
　　
　　进入公益行业也是这样，创业者或者从业者需要很谨慎地评估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面对艰难的局面(所以我不主张应届毕业生进入公益行业)，即便拿到了政府场地和资金补助，也不会给你的机构带来长期的好处，甚至会造成一种依赖心理。对于公益从业者来说，每年公益行业的增长率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还是服务有没有做好，够不够标准化，是否具有竞争力。
　　
　　公益“大跃进”，这个说法不好听，不过能够体会到提出者的苦心。当年大跃进最为悲哀的一点是，那些夸张的数字不是政府编造的，都是各个公社编造的。现在公益行业有些夸张的数字，也不是政府编造的，而是公益组织编造的。多少资深的专家看到这些数字也不去质疑，反而引以为荣，以为树立几个榜样，公益行业就能兴旺起来，这个逻辑和心理动机，跟当年知识分子们证明说亩产十万斤是可能的，是一样的。
　　
　　“大跃进”是一个神话
　　
　　郭敏
　　
　　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主编
　　
　　杨团老师提出一个“公益大跃进”的概念，“指的是对公益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陷入盲区，盲目追求公益生产的效率，对于因此而产生的问题缺乏认识和警惕。”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民间组织的开放注册和政府的公益孵化器，一个是儿慈会的小数点事件。
　　
　　对公益领域的冒进保持警惕是好事，但是如果光凭几个现象提炼出一个一棍子打死的概念，可能会伤害很多无辜者。我认为“公益大跃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政府的力量在慈善领域的渗透，不是从几年前开始的。
　　
　　1980年代初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政府的手就一直在慈善这个领域内，后来陆续成立的各类国字头基金会，都是假政府之手。而各大基金会的募捐筹款，也无不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完成(“希望工程”这样深入民心并获得民间大量支持的公益品牌仅仅是个案，并且民众对“希望工程”的认知并没有在现代公益理念层面上拓展开)。在募款和花钱两个层面，政府的干预向来也是花样百出，但信息流通没那么顺畅的时代，这一切不为外界所知，也就没有争议。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深入参与，就没有中国现代的慈善事业。
　　
　　“华润小镇”当然属于这个干预的一个成绩，去年的深圳慈展会上，华润集团把这个项目当做华润的CSR重要成就之一。做得好不好，我觉得需要实地调研再说。但是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项目上，比原来的简单逼捐好得多，有了进步。做得不好，可以讨论、改进，但是有进步，也要看见。但是“黄河善谷”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正因为是乌托邦，所以我对其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的实现，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一直认为，“善谷”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当然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公认的事实是，2008年以降，中国的民间公益力量开始发轫，成就现在之局面。但是中间还要拜郭美美、免费午餐、微公益等事件和时机所赐，我们才有了今日对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之局面更为深刻的思考。那么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判断，也应该植根于这个变化的局面之中，而不应该以现在为原点向前看去苛责，向后看去妄想。
　　
　　另外，最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公益领域从来就没有什么“大跃进”，上述几个现象还不足以支撑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既缺乏大跃进的条件，也缺乏大跃进的时机，更缺乏大跃进所需要的资源。我心底倒是希望真的来一次大跃进，在这么贫瘠的一个领域内，冒进一下，拓展一下空间，哪怕再退回来，收获的东西也远远比损失掉的多。比如，政府真的开放民间组织注册，哪怕泥沙俱下一些，也没关系;比如，真的赋予更多的组织以公募资质，那也是逼红会等要做最后一搏;比如，……
　　
　　来源：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