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慈善也要讲“效率”

猴子

　　做慈善也要讲“效率”，指的是慈善机构在开展工作时，不但要重视社会效益，还要努力使社会效益最大化。中国全面开展慈善的时间还不长，有必要了解和研究当今世界的慈善理论和实践，从中找到足资借鉴的经验，让有限的慈善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

　　做慈善也要讲“效率”，指的是慈善机构在开展工作时，不但要重视社会效益，还要努力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谈起慈善，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这是公益事业，应该追求社会效益，但做慈善是不是也要像企业经营那样考虑“效益最大化”，很少有人去想。慈善机构募集到的资源，相对于等待援助的困难人员，始终是不成比例的，钱与物永远不够;因此如何让有限的慈善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和实践课题。

　　如何让“不适用”物资变为适用

　　要提高慈善运作的社会效益，首先需要拓展慈善资源的来源。对这一点，没有人会不赞同，应该尽量多宣传、多动员、多募集。可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不断募捐却所得不多，一方面又将许多送上门来的资源拒之门外。比如，许多慈善活动的募集物品都比较单一，最好是捐钱，棉被、衣物、书籍、学习用品和玩具也欢迎，但最好是新的，可以直接运去给困难人员;但二手物品，从家具到家电到旧服装到生活小用品，一般都不讨慈善机构喜欢，因为维修、清洗和消毒费事费钱，安全也让人担心，何况不少物品也不适合送给困难人员，它们不属于生活必需品，甚至过于“奢华”。结果，每年都有总量不小的捐赠物品或者被拒绝，或者经处理后销售变现，但价格过于低廉。这样，一边是许多困难人员未能得到充分援助，一边是相当数量的资源流失，令人惋惜。我们能否找到某种办法，让“不适用”的物资变为适用的物资呢?

　　我在英国访问时，看到街上有不少慈善商店，还是连锁的，里面有各种物品出售，从服装到家电到生活小用品都有，全都是募捐来的，销售所得用于资助困难人员。我见到柜子里陈列着一个纪念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结婚的杯子，同普通漱口杯相似，但要价10英镑。这个杯子的价值在于“纪念意义”，不属于人的基本需求范围，送给困难人员不符合慈善原则;但要是把它卖了10英镑，用这些钱去买10个普通杯子，可以满足10个困难人员的需求——这不就提高慈善的效率了吗?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有办法接受市民和机构的各种各类捐赠，将其中适合于困难人员的部分物品分发之后，再以各种方式“变现”其他物品的价值，就可以大大丰富捐赠资源的来源，增强慈善的实力，进而提高工作成效。

　　如何延长“慈善链”形成“正反馈”

　　提高绩效，还可以从延长“慈善链”着手。现在一些慈善机构在发放捐赠物品时，常常直接发到困难人员手里就算完成工作，整个程序很短，里面环节不多。询问之下，工作人员往往会解释：“这样做简单，不费事，省时省力。”其实，做慈善同做企业一样，“利润”主要来自“不省事”的中间环节，所谓“附加值”是在一个个环节中被创造出来的。

　　比如，现在高校都比较注意照顾困难学生，他们入学时可以得到“大礼包”，里面基本生活用品都全了，平时有需要，则可以到慈善超市或爱心屋领取衣服等必需品。这没什么不对，但仔细分析，身强力壮有知识的大学生，同老弱病残人员有根本不同。如果在给予适当资助的同时，让他们贡献自己的资源，如时间、智力和体力，就可以使其他困难人员得到帮助，从而扩大慈善的惠及面。上海有的高校在资助困难学生时，要求他们为社区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家教，这样的活动既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境界，也深受社区欢迎，许多居民受到感动，更积极地为贫困学生和其他困难群体捐钱捐物，由此形成了“正反馈”——能够带动更多人员、募集更多资源、惠及更多困难人员，大大提高社会效益。

　　现代慈善中的“社会企业”值得研究

　　我们常常把慈善机构与企业对立起来，前者是非营利的，后者是围着利润转的。其实，慈善机构的“非营利”，只是指经营所得不能放进运作者个人的钱包，并没有要求所有项目都得“赔钱”，任何非营利机构都得一个子儿不剩，把钱全送掉。个人不能营利，慈善机构却完全可以也应该有盈余，否则自己养不活自己的机构只会越办越少，关键是盈余必须用在困难人员身上或用于为困难人员服务的设施等方面。将宗旨上的不营利和经营上的有效率如此结合，就形成了现代慈善中的“社会企业”，即以企业化经营方式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组织机构。

    社会效益来自于慈善工作者特有的价值观，绩效最大化则需要专业的经营和管理，因此，在“社会企业”的团队中，自然出现了两类人：面向市场招聘的经营者和主要以价值观为动力的工作人员。前者可以享受同业绩挂钩的收入，后者虽然也拿报酬，但往往低于同等人才同等付出的市场价格。经营者和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恰好从成本与收益两个方面，为慈善机构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分别作出了贡献：工作人员出于其价值观，愿意接受较低收入，从而明显降低了机构的人力成本；而经营者以其超出收入的绩效，增加了机构的收益，这一增一减的合力，促成了“社会企业”在社会效益上更佳的“投入产出比”。

    中国全面开展慈善的时间还不长，我们据以推动这项崇高事业的理念和做法，有许多是过去传承下来的，甚至相当粗疏和粗放。这就有必要了解和研究当今世界的慈善理论和实践，从中找到足资借鉴的经验，吐故纳新，裁弯取直，让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得更顺畅更有成果。 （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