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公益话语的变迁

猴子

　　2011年以来，公益范围内，有一些常见的话语、词汇、提法来了又去，其中有些变成不可言说的现实，有些就此陨落、消亡。从它们的兴衰说起，可以看见公益的进退。


　　跨界联合


　　这是2011年出现的说法，在此之前，也不能说公益界没有联合，但联合多数集中在行业内部，至多算是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比如资助型基金会对草根NGO的赞助。在这个新提法的背后，是看到公益势力在多方面成长的情势，希望将联合带出行业内部，走向跨行业、多界别的合作。作为跨界联合的一个标志，最显著的是公益界与新闻界的联合。北大公益传播班，作为此一跨界联合的产物，在后来数年多有成果。


　　2012、2013年两年，跨界联合成为公益圈的“显学”，言必有“跨界”，言必称“联合”。主要原因是，郭美美风波造成了某种虚假的热情，在官办慈善倒掉的幻觉中，对公益转型持有过度乐观的心态。这种转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在“大众觉醒”的假设上，并且认为公众天然地不再是公益转型的障碍，但这种盲目理解被现实粉碎。


　　跨界联合在诸多公益组织那里得到了显示，比如阿拉善等，也将人们对跨界的希望拉到更深处，那就是企业家实业家与公益的联合。这种设想是公益专业化的一个主要途径，更多时候，还包含了某些政治理想在内，但是企业家内部首先不服从这种解读，以“在商言商”淡化跨界联合。当然大的背景是有的，高调的跨界联合被认为隐藏危险。王功权的遭遇，将对精明的企业家产生震慑效应，讲究分寸感重新成为跨界的基本原则。


　　迄今为止，跨界联合依旧没有完全衰落。但在公益的角度上，则主要体现为跨界“资源”的联合，实际上是用资源化冲淡那些对“联合”的过度阐释。到了这个地步，公益界其实颇为尴尬：一方面与民众的关系不咸不淡，另一方面与社会财团的关系进退不得。公益界也许会重新回到孤立无援的状态，也许更接近公益单线条发展、而不是合力顶托的局面。


　　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与跨界联合，曾是官方与民间两种对应的话语策略。顶层设计是对公益的组织状态进行调整，从现在看来，顶层设计并没有有效展开，仅仅是在登记环节做了有限的放松。这种登记领域的放松，让顶层设计者很不“放松”，所以又设计了另一套后手，就是政府购买服务作为配套，实行的放宽进来、收紧发展，顶层设计仍然没有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


　　顶层设计作为公益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很不完整的。等到它在运行环节处处设防，就完全从策略转换为战术，失去了顶层设计通盘考虑的能力。至今为止，顶层设计作为公益改革中的“烂尾工程”，造成了公益转型中的诸多障碍—也许，这就是其真正用意?否则，在登记改革稍稍宽松的情况下，很难理解公益改革会遗忘在“门槛”处，不思进取。


　　最近两年来，这一缺乏营养的顶层设计处于停顿状态，也逐渐从媒体报道与公益行动的主流话语中退出，像是一件古董。而且，就“顶层+设计”的组合看，也与公益的初心相当不符。


　　但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顶层何用?设计为何?原本产生巨大乐观情绪的来源，终于无声。

　　枢纽型社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顶层设计的一个关键手法，其原理是：在放开登记之后，强化公益管理，如何强化?就是通过资源导向，来调控公益组织的发展进路。在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选择上，工青妇成为最被优待的方面，它们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养对象，也是继红十字会之后，在体制内汲取资源的一个新型机构，或者说一个新的体系。


　　当然不能说枢纽型社会组织全部是坏的，它们其实也有难处。主要在于体制身份，缺乏公信力，以公益方式在体制内腾挪，又缺乏创新支持。与民间公益所受的掣肘不同，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限制是用意与创新，恰好与前者相反，这种跨界联合难度很大。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孵化功能正在弱化，它们被赋予的使命带有扩张性，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整兑现。这种建制派的公益力量引而不发，有后劲，有潜力，但是它们在如何恰当使用这种能量上，显然还没准备好。就在这样的迟缓阶段，灌注其上的体制化加持也许在冷却。

　　登记改革


　　公益机构的登记改革，在主管单位上的宽松，与商事登记改革近乎同步，但是因为两者担负的责任截然不同，进程也就有快慢差异。公益登记改革，其实只是很有限的放开，而且在全国并不均衡分布，所以也难说有整体上的影响。


　　登记改革在广州等南方地区进展稍多，不过市县区之间的对接尚有空当，造成实际登记过程中的牵制难以根除。而且，对于消除这种行政落差形成的登记障碍，有关部门似乎并没有热心去解决。阴谋论地讲，也许留下这些登记的小BUG，也是一种小技巧吧。


　　孤立地看待登记改革，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其负面效应却是需要甄别的。登记改革辅之以政府购买服务，再以法律身份作为购买的前提条件，也许不能对草根公益有任何助益，却可以改变社会公益的生态，削弱社会公益的独立能力，逐渐地起效。而那些草根公益在变化了的生态环境下，会发现资源争取更难，活路在枯竭。


　　在登记改革与草根公益的死活之间，有着一条不算漫长的因果链条。这是因为草根公益的存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公益生态的状况，草根公益的敏感与脆弱，与大环境的实用主义变动有关。


　　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改革措施之一，也期待了很久，公益界也作为获取资源的新方式加以推崇。


　　因为购买服务的前提是法律身份，并且需要通过第三方审核，购买服务对于促进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建设有帮助。如果矢志于社会建设的长期用力，也不需要排斥政府购买服务，甚至不排斥获取政府财政支持。这中间的宽松程度，视政府情况而定。


　　政府购买服务可能会被诟病的地方，一是在于半行政、半官方的行业协会如何进行恰当地区分甚至是剔除，二是审核方不够专业。前者体现的是公平性，后者体现的是专业效率。


　　现在的问题是，登记改革、枢纽型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是作为一整套程序设计出来的，这套程序一旦被体制或准体制操控，其进取的动力在哪里?甚至说，它会有压力吗?


　　草根公益


　　最近两三年，“草根公益”这个词从媒体上几乎消失殆尽，甚至在公益谈论中也不见踪影。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试着解释一下。总体上看，它的消失体现了公益界理想的蹉跎，在用“草根”强调民间性升级为用“公民”强调社会性的过程中，因为升级不成，反致原本理念的损失。


　　草根公益代表了一种野生的独立自主，在官办慈善与草根公益两极分化的简单生态下，它用以自我标示。当生态环境趋于复杂的时候，尤其是各种联合充斥时，两极对立不能，需要使用更加有识别度的概念。


　　此外，草根公益被认为是粗鲁的、随意的，这与公益界在追求专业化的目的有所忤逆。脱下草鞋，穿上皮鞋，公益界的某些虚荣心理会助长这种蜕变。如果整个生态都不待见，草根公益要如何?看到的也还是我行我素，似乎不为公益流俗所破坏。


　　也说不上草根公益属于什么品种，但只为这种“消失”感叹，似乎也不是矫情。

　　专业化


　　公益界真正谈论“专业化”问题时，始于民间公益与民众的关系蜜月期之后，因为前者意识到，喜怒无常的公众也许不值得托付全部的信任。他们对官办慈善的抛弃，也许会在更多处表现出来。相较于官办慈善，大众的不安全感同样强烈，而且根本没法控制。


　　专业化建设，将首先在应对公众的第一波质疑中起效。就像免费午餐受到的第一波舆论攻击所显示的那样，能够保护民间公益的，只有专业性，财务、募款、支出等等都予以专业化的“加固”。免费午餐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来自于主理人深谙大众舆论的不稳定，但是像嫣然基金这些缺乏恶意舆论历练的，就显得准备不足。


　　专业化包括许多数据与流程的建设完善，也包括对公益组织行为的规范化，但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利弊甚至于生死的沙盘推演—你要设想没有永远支持的公众，要想到那些揣摩不透、却又时刻存在的力量。公益组织没有专业化也许可以不死，但如果专业化不强，当死去的时候，有时会相当难看。


　　专业化也在许多方面，为公益组织对外建立公共关系确立了说辞。比如对财务公开的问题，一开始是觉得得事无巨细地公布才对得起良心，但现在，只做法规范围内的公开，这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专业化”—专业化是公益组织处理公共关系的一大“法宝”。

　　透明化


　　正像我们在嫣然基金风波中看到的那样，抽象地看，这起事件就是三句话—


　　李亚鹏：基金会负责人不得兼任其他机构法人，这个规定不一定合理。


　　周筱赟：你没有透明化。


　　李亚鹏：我没有贪污善款。


　　周筱赟：你没有透明化。


　　李亚鹏：嫣然医院不是我的。


　　周筱赟：你没有透明化。


　　透明化意味着什么呢?对公众来说，尤其是那些在郭美美风波中没有获得清晰认知的人而言，透明化意味着一个公益道德高地，也可以说是一根公益道德大棒。只要祭出这个武器，没有几个公益机构能免于污名化。透明化在公益组织而言，有着一套操作程序，有界限，但在透明化的无限制道德要求与有限制规范的对冲下，道德洁癖很难被说服。


　　透明化是公众监督的咒语，肯定有缺乏同理心的地方，但是大众不会接受这个说法，他们怀着最高的道德标准丈量公益现实，既不愿意去了解公益的实情，也不愿意体谅公益的努力—自然，这里面需要知识和耐力，公众往往欠缺。在某种潜意识里，公益界会将公众当做无差别的公益支持者，不是阻碍，但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也许可以修正一下了。


　　公益界对公众的这一误会，要是追根溯源，也许可以回溯到启蒙的逻辑思维上。在后者那里，公众一定不是阻碍，即使出现，也通过分别命名的方式，不承认大众的多个面向，紧抱“公众总是无辜的”、“大众一定是进步的”。这是启蒙的误区，后来迁移到公益上。而且，因为公益中人与启蒙自然联系，这种认知上的误会也就迁徙而来。


　　公益界正在对极端的透明化要求采取分而治之的技术，也就是用法规在公益机构与公益伦理之间划清界限，委婉地拒绝承认公益组织必须担负无限的透明义务。这个操作正在被更多组织沿用，其效果而言，并不在于止息纷争，而在于寻求无常舆论风暴中的一方宁静。


　　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并非一个公众议题，而是公益界内部的一个话题。在破除“以权谋捐”方面，它又被称为射向顶层设计的一支“响箭”。可是，如果“去行政化”是一项请求，谁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除了扶贫基金会在机制上所做的去行政化努力，在官办慈善基金会那里，去行政化很难推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机构有这方面的设想。


　　去行政化，还是公益改革的诉求之一，但在很少的改革环节其执行效果都很差。相反，在红会的改革中，向体制化靠拢，收回分会人事权、红会进入预算等，都是行政化的增强，而不是减轻。


　　当然，还有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行政化与否不是公益的最大问题，只要专业化与透明化做得好，行政化成不了障碍，不妨碍合作和行动就行。


　　这个议题应该会持续下去，要是有改变，只有等待公益的格局出现大的变化。现在看来，有变化但不够大，或者说，还处在大变化的前夜—不知道黎明啥时到来，万一没有黎明呢?


　　公益社会


　　公益界精益求精，本着进化论，日思夜想公益精进。从价值观上，公益一再推陈出新。但有没有想过，也许公益会长久徘徊，长久地原地踏步?


　　公益社会意味着公益方法论与理念，在社会范围内得到认可并实施，公益将从第三部门的成果回馈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状态下，“公益人”的识别度还不是很高，他们对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还不能令人满意，反而更像是一个故意含糊的概念。


　　得要承认，公益的忍耐力是相当大的。哪怕是公益社会，只要持之以恒，或者也可以通过做事来达到做势的目标。尤其是，公益行当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也不是合纵连横，混乱始终是有的。不知道谁来捅破那层纸?


　　来源：中国财富   作者：宋志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