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美卿：寻求公益和金融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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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李克强总理去年10月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要积极探索金融资本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渠道”后，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香江控股（600162.SH）董事长翟美卿此次再以政协提案的形式呼吁，应尽快制定非公募基金设立公益信托的制度配套建设，寻求公益和金融的最佳结合点，撬动社会潜在资源，激发企业公民的公益热情。
       不同于其他信托产品，公益信托是为了一般或特定公益目的而设立的，所得收益全部用于定向公益捐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下简称《信托法》），类别包括救济贫困、救助灾民、扶助残疾人等共七大类。
       对此，翟美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当下，国内慈善行业仍处于起步和规范阶段，既要撬动社会慈善潜力，吸引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又要解决现有问题，持续探索行业新路径。在此背景之下，公益信托的出现为慈善行业带来新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银监会亦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公益信托制度，大力发展公益信托，推动信托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并把公益信托列为信托业转型的六大方向之一。

主推公益信托提案
       “我今年的提案主推公益信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内慈善行业正迫切地需要这种新的公益金融产品。”翟美卿直言。
       截至目前，国内现有的慈善组织形式以基金会为主，但基金会设立门槛偏高、捐赠比例偏高等因素，束缚了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
       “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无法对外募集资金，如果没有合适的资产保值增值路径，只能竭泽而渔。”翟美卿表示。
       统计数据也显示，2014年11月发布的“世界捐助指数”最新排名显示，中国列128位，倒数第8。
       翟美卿认为，造成当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内慈善氛围尚未形成、民众对慈善的认识普遍不足、慈善机构近年来负面新闻缠身等，这迫使慈善行业需要寻求一条具有高可信度、易被民众理解和接纳的新途径。
       “而且，相较于非公募基金会等其他公益形式，公益信托的优势显而易见。” 翟美卿介绍称，“由于成本低，没有原始本金门槛限制，公益信托设立效率高。”
       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而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需取得法人的资格。
       此外，公益支出比例弹性大。公益信托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
       同时，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金融机构或者个人，而无需聘用大量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重要的是，公益信托则没有捐赠比例限制，既可实现公益资本的金融增值，让原始基金不断发酵，又可灵活运用增值资金开展公益项目，以公益星火，形成燎原之势。加之公益信托设立以后不会因各种情况而终止，能够稳定地实现公益目的。” 翟美卿如是说。
       不过，从国内公益信托现状来看，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至今，全国仅有7个公益信托获得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得以成立。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由西安信托公司，目前更名为长安信托公司，设立了“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并于当年6月6日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与此同时，银监部门发出通知，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以支持灾后重建要求。按照通知的要求，长安信托公司受托1000万元资金，3年内用于陕西地震灾区汉中县的5所中小学援建项目。2010年11月底，5所学校建设工程全部结束，并通过审计和验收。

呼吁税法配套
       对此，翟美卿也坦言，尽管同样是用于公益目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缴纳25%所得税。相比之下，公益信托在税收上，并没有获得与基金会同等待遇。
       翟美卿称，虽然优势明显，但限于优惠制度缺乏、营销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公益信托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普及。从2001年《信托法》提出“公益信托”概念后，直到2008年才有“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等具体探索。“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公益信托项目只有39个，资金总额129.17亿元，仅相当于全国信托资产的约1‰。”翟美卿表示。
       比如捐赠人向信托公司提出要捐赠房产来做公益。按目前相关税法规定，房产增值部分要收所得税，假若一套三居室、100平方米的房产，与10多年前相比，房产增值400多万元，那么捐赠人在向信托公司作公益捐赠时，按所得税法还得缴25%所得税，即要缴100万元的所得税。这样一来，房产拥有者的捐赠意愿肯定会受到遏制。
       此外，由于公益信托还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三方主体和两次财产转移，按照现有的流转税制，则会涉及两次财产转移而面临重复收税。
       对此，翟美卿建议，应尽快研究并制定公益信托的税收政策及优惠措施。目前公益信托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为给公益信托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建议参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交纳25％所得税”的条款，在财税制度和《信托法》两方面都做出一定调整或修改。
       此外，应构建秩序良好的公益信托市场，鼓励并吸引社会企业及个人设立公益信托。公益信托作为低门槛、高灵活度、高安全性的公益金融产品，可成功帮助企业及个人快速切入慈善领域，借此，可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激发企业、民众潜在的巨大慈善公益热情。
       再次，从法律层面上确定非公募基金可以设立公益信托。借此，非公募基金会可以有效开发和利用巨额的公益资金，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筑牢公益信托制度基石，出台专项实施细则。目前公益信托的法律依据仅来自《信托法》第六章，仍然没有专门的可操作制度。应尽快出台一份具有提纲挈领、引领行业发展的公益信托专项法规、实施细则，为行业发展打好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另外，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