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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对于众多社会组织来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关于将要推进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采购社会服务的谈话无疑是一个福音。在被问及是否会推进把一部分政府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时，李立国预料并且相信“政府转移职能的部分和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社会作用的部分，都会大大地迈进”.李立国透露，在加快进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将完善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政策，其中即有大力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容。
李立国上述谈话，表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已经意识到需要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人们亦因此充满信心--或许，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采购的春天即将来临。但也有观察家认为春天不远但寒意犹在。
春天近了
事实上，2011年8月，广东省即有消息传出将出台购买社会服务目录，珠海市更是有9个协会及社会组织与政府3个职能部门签约，珠海市32项政府职能正式转移给这9家社会组织。广州市越秀区实施“阳光家庭”计划，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由残疾人亲属和专业机构开展残疾人居家照顾服务。
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2011年广东省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透露，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将要出台，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份额或许将会出现突破式增长。
广东省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许可作为此一议题的分析样本，随着购买服务内容涉及领域越来越多，以早期教育、公共卫生和艾滋病防治、扶贫、养老、残疾人服务等为主的购买范围逐步延展至社区发展、社区矫正、文化、城市规划、公民教育、环保、政策咨询等方面。
购买边界的逐步扩大，或许可以视为政府此一意识的觉醒。
2012年2月，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传出的消息称，广东省政府已将130余项职责交给社会组织或事业单位。与此同时，将在中国率先试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官员披露相关部门已经草拟《广东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暂行办法》和《省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逐步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改革的基本思路”.后者当时暂定将于2012年上半年对外公布。
有媒体报道，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雄贵在会上称，广东省政府已将130余项职责交给社会组织或事业单位。
在政府采购社会服务方面，广东省走得最远，但并不孤单。江苏省苏州市2012年春节前向外界公布将投入2000万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北京市民政局日前也宣布已经委托专家与实务管理人员组成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市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评估，获3A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
此番李立国的表态势必将使各级政府以及民政部门在此项事务上多加着力，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此亦表示认同，并认为此项工作非常急迫。
撤掉登记门槛
各地方纷纷出台有关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规定或指导办法，看上去春天已近，但是在政府高调推出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政策的同时，社会组织真正获得的以及能够承接的订单却并不如预期。
广东当地媒体称该省政协社法委组织政协委员进行调研时发现，大部分社会组织并未获得政府职能部门的采购项目--“全省社会组织中，已接受政府购买服务的仅有9%.”
即便是各地出台的相关规定以及指导意见，虽然已经明确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开绿灯，有的还明确列出购买服务目录，但是大多还都停留在原则性意见阶段，并未制定实施的具体时间表和具体实施办法与细则。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转移职能方面并不积极，这使得很多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非常狭窄。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长期发育不良，导致无法承接政府转移的那部分职能。同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目前广东全省社会组织中只有15%能够承担政府转移的职能。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罗观翠表示在选取新项目的过程中，“参与投标、服务设计、员工的调配，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考量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接新的项目。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倪星表示：“对于社工机构，政府的选择非常有限，竞争难以充分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保障。”
很多社会组织已经看到自身的发育不良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在社会服务中施展的空间，而很多公益基金会也开始着手对社会组织人才进行高水平培训，以期提升其素质并因此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发育状况。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与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已经成为持续性的培训项目并向特定人群开放。
而在王振耀看来，政府向社会组织采购服务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一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并且在社会事务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像养老、儿童，所有这些具体的社会服务，政府都不可能直接提供。比如说残疾人、老年人的照料，包括心理抚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大量产生以后，是一定要社会组织来进行承担的。”
王振耀不认同很多社会组织过于强调自己的草根性与民间性，并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观感与政府的认同，因此在承接社会服务购买订单时便会失去主动权。
“过去我们对社会服务不太认识，没有意识到老年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很多服务的紧迫性和特殊性。我们对社会组织往往抱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担心要和政府争夺民心，影响社会稳定。”而这种提防心理的后果就是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抑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广东向社会招标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应者寥寥的现象，王振耀说。
王振耀表示成熟社会组织的培育是当前非常急迫的事情，“不然老年人、残疾人等人群的护理抚慰工作还没有组织来承担，原来都以为是通过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可以解决的，后来发现其实不行，而是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就是说要由民间组织来承担。”
王振耀能够想出的推动这件事的具体措施就是政府尽快把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高门槛撤掉，“登记门槛高，闹得大家服务不了，想做好事，时机和渠道都不通，现在要投入专业化服务，需要培训专业化人员，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我们的有关政策，调整我们的有关法规。”
“美国光慈善类组织就有150万并向200万发展，咱们到现在所有的加起来也就四十来万，跟美国差100多万个组织。”王振耀对中国13亿人口所对应的数量寥寥的社会组织非常担忧。
王振耀特别强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钱应该来自于财政，他举例说香港社会组织60%以上的资金都是财政的钱，而非当前常见的用彩票款来做采购。“政府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门打开，政府财政中有没有哪个省、哪个市拿出第一笔财政预算，有没有财政预算中增加这个项目。”
而即便编列财政预算，社会组织如果不能合法登记，不能拥有合法银行账户，也无法参与政府购买，王振耀说，问题又回到核心点，“还是登记制度问题。”
而李立国在3月6日的谈话中承诺，将会加快进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修订社会组织三个相关的行政法规，并透露这一修订工作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
当获得立法保障之后，或许，中国社会组织的春天就要真的来了。 | 
发表于 2012-3-20 17: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