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公民榜样 什么样的人能做公民榜样,是否就像雷锋一样?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雷锋代表着传统,是政府提倡学习的榜样,而自发行动的市民才是如今急缺的公民榜样。 形象而言,王振耀举了个例子:有人看了3小时水龙头流水,希望等到谁来关龙头,却不自己动手,“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真正的公民榜样,面对社区中涌现出的种种问题时,勇于负责和行动,而不埋怨和等待。 他们是平民英雄,在“7·21”水灾中,挺身而出,不顾安危,见义勇为,从无情的大水中救出同胞。 他们是公共利益的卫士,像放弃律师事务所高薪,专事垃圾处理的黄小山(网名“驴屎蛋”)一样,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的优化,不惜让渡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他们是予人温暖的公益人,像奔走在山地、湖泊等各种灾难现场救助受困市民的蓝天救援队一样,扶贫济弱,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帮助孤寡老幼。 他们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业主领袖,像起诉小区物业的央视知名主持人赵普一样,为社区善治出谋划策,激发社区活力,推进社区自治。 他们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达人,像用镜头记录一年内的北京蓝天,展现北京大气质量的卢为薇和范涛一样,崇尚低碳节能的生活,爱护环境,积极宣传,身体力行,带动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寻找公民榜样 今年,新京报已是第六年推出“感动社区人物”评选活动,与往届一样,指导单位依然是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这些人物和集体的当选,凸显了社区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回首感动社区人物评选走过的5年光阴,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主任宋贵伦点评道。 回顾5年的“感动”评选,50位“感动社区人物”中,涵盖了公务员、白领、村民、企业老板、警察等社会各个阶层。 事迹方面,仅服务社区、热心公益和维权类的,就已占据60%左右,彰显了他们对社区的贡献。 他们有的虽身处社会底层,没有北京户口,但却同样感动了社区。在历届评选中,候选人之间,只有所在社区和事迹的不同,而不以户籍论英雄。 “把原住民和新居民都当作新北京人来对待,只要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谁做得好就选谁。这是我们评选‘感动社区人物’的方向。”宋贵伦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选的46位个人中,过半为20岁到40岁的70后和80后。 这在王振耀看来,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因为他们开放、主动、个性,“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不扔垃圾就是不扔。”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的时候,不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振耀 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榜样,与雷锋有什么不同,公民如何参与日常公益?结合5年来新京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进行了深入解读。 对话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公民榜样和雷锋有区别 新京报:这5年新京报报道的感动社区人物,其实就是一群热心社区公益的公民。你觉得,近几年公民参与公益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王振耀:许多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方面的各种提升性问题越来越尖锐。现在的公益慈善与以前不一样了,基本一年一变。现在的新一代人做公益慈善有很多新理念。这些人的使命感、组织化程度、建设性力度,我想是过去,甚至去年上半年都不能比的。大家直接参与救灾行动,像房山救灾,老百姓冲在前面,农民工救人、为人打灯、自发去机场送人……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太有意思了。 还有微公益,年轻人的创新配合网络技术,大家都能行动起来。民间也承担起应急性救助,比如天使妈妈救助各种重伤重病的孩子,过去哭天天不应,现在立即有人站出来承担,我这个年龄就不敢想,他们的献身精神我很佩服。 另外,还有以邓飞为代表的人,居然敢推动制度完善,他们不是批判性的民间力量而是建设性地参与,这之前也是我不敢想象的。 新京报:今年感动社区人物评选的主题是“公民榜样”,你认为公民榜样应该什么样,和雷锋这个榜样是否有区别? 王振耀:公民榜样和雷锋是有区别的,雷锋是传统性的政府提倡学习的榜样,公民榜样是老百姓自发的。过去有个漫画,说有个人看到水龙头流水了,他就一直等着看谁来关,看了3小时,说没人管,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关了?遇到问题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表扬,个人认为该做的就做,这是公民的新榜样。但我们在这方面还远远没打开。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时,不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应鼓励开办家庭基金会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这方面还远没打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王振耀:需要体制转变。要有体制允许人们来做,市政建设是政府的责任,不能让公民插手?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在英国,大家排队捐公园的椅子。搁在我们这儿,大家会认为是政府的事,会马上分得很清楚。但在英国、美国,不会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管,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做,不管政府有没有能力做。 另外,我国目前成立基金会要200万元,是全世界最高的门槛。美国几千美元就能注册一个基金会,这种基金会才是社会的基金会。比如,想让自己的小区变得更漂亮,植物、椅子等等,都可以捐。 一旦家庭基金会鼓励起来,社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要提倡,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开放,将释放出巨大的慈善力量,我们的孩子都有压岁钱,有的动不动就万八千的。个人捐款、捐物免税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这个必须改。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政府的责任就该政府来管,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去做? 王振耀:这种观念就要转变。过去咱们社会是以家庭和国家为本位,家家自己种菜做事,不知道有个“社会”。大家后来突然发现,空气是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属于社会的。现在公共空间出来了,公共需求特别多,还是用传统的管理体制肯定不行。一个台阶坏了,这个让政府马上拨款修?太慢,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一系列的公共事务要解决,就需要一种公共精神,新公民精神就是一种新的公共精神,它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多样、具体的,非常细的。我在美国看到凳子后面钉了个小铜牌,上面写着谁谁捐赠,当时觉得奇怪,美国人说在这里都是这样,大家觉得很正常。但要做到这样,前提是要有家庭基金会,捐完可以免税。这些家庭基金会能解决社会里出现的小问题。 要尊重解决小问题的人 新京报:我们报道过的感动社区人物,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我们如何去鼓励更多人做平民公益? 王振耀:中国社会太需要发现普通人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愿意去发现普通人的高贵品质,总是谈得太宏大,就会让老百姓觉得离得太远。恰恰是社区的事,需要去尊重发现这些解决小问题的人,要鼓励这种活力,这是真正的社会生命所在。如果都在等着3小时看谁来关水,都推给政府做,政府怎么可能是万能的?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停不下来,是一个提升性的阶段。提升性阶段是大众化的事,需要社区这种跨界公民精神。 慈善恰恰是跨界的,特别是现代慈善,我们不要把社会和政府分得太清楚。 新京报:我们发现5年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以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居多,你怎么认为? 王振耀:所以说中国有希望嘛,这个年龄段恰恰以80后为主,他们开放、主动、个性。我的感受也是,以前社会上总说80后这不好那不好,2008年我突然发现,我们五六十岁的人不如80后、90后的人想法个性。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不扔垃圾就是不扔,我有看到过街上的小孩制止爷爷奶奶闯红灯,老年人反而催孩子,骂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