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墙外

回懵以往

    古建筑保护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放在古时候，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一向是“平王城，灭王气”。那时候，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远比今天实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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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大概属于最后一拨见过北京城墙的人。早年间，对于城里很多人来说，去西郊的颐和园春游，还是一件大事。一般都是天还没大亮，就要搭乘11路或7路无轨电车（111和107路的前身），去当时的总站西直门，换乘32路郊区车（相当于现在的332路）。而换车地点，就在古城防的一个门洞里。箭楼飞檐的剪影，隐现在幽幽的天光下，今天回忆起来，很有几分汉关秦月般的历史感。
　　
　　那年头，每天发出的车次很少，一般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长队，接着又是柔道般的一阵推挤拥搡。32路用的是北京当年最好的客车，捷克产的斯柯达，总体款型到诸多细部，都折射出很强的形式感，包括车顶两侧蓝色的透明天窗。这样的出游，便因此有了某种怪异的异国情调。这些都是题外话。
　　
　　此后几年，北京人看到九城门楼被一一拆除。彼时中苏争端正紧，民间甚至有个不着调的传闻，说俄国人研制出一种超级轰炸机，能在5分钟内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投掷氢弹后返航。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逆火”式根本没有那么神。当时上上下下不少人都吓坏了，于是全民皆兵，虽不能打仗，但挖防空洞还是足够了。结果，城墙拆下来的巨砖，很多成了构筑掩体的建材。再后来，到了1975年，原来城墙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
　　
　　并非所有掩体都能用上那样等级的材料。当时，差不多城里的每个院落，都挖了一个大坑，也没加顶盖。开始还有基层政府组织防空演习，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土坑就这么露天荒着，久而久之，里面雨水越积越多，成了蚊子安家的好地方。那些掘出的泥土被运到东单，很快堆积成丘，埋没了公园里的儿童运动场。我曾经怀疑，那些不知去向的滑梯、攀登架之类的设施，仍然埋在土堆中，就像巨型恐龙的骨骼。
　　
　　对我来说，北京近几十年的变化，肯定不值得高兴。但我并不同意很多关于北京，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古建保护的说法。城墙的拆除，是很多城市进入某一发展阶段后，通常会出现的做法。今天我们在维也纳看到的环城大街，也是1857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旨拆除13世纪古城墙后留下的遗址。区别或许在于，其沿途的公共建筑比较漂亮，从维也纳大学到市政厅，从自然博物馆到议会大厦，不像北京二环路那么灰头土脸。
　　
　　巴黎的几道古城墙，除先贤祠附近的一个角落，如今也都没剩多少痕迹。所以，这个现象，和城市所属的民族性关联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多。而且，不光是城墙如此。今年恰好是纽约拆除宾夕法尼亚火车站50周年。那座车站建于1910年，按照旧大陆的标准，应该算不上什么古建筑。但是，那样一座巴黎美院风格的大厦，比起如今我们在曼哈顿第八大道见到的宾州车站，一座乏味得超乎任何人想象力的现代建筑，当地人的怀旧情绪值得同情。
　　
　　如果对这段旧事感兴趣，不妨通过美剧《广告狂人》第三季重温一下。当年，一位耶鲁的建筑评论家，就此曾说，我们维护古旧的，款式过时的建筑，并非单纯为了怀旧或沉湎于往昔，而是因为好的建筑提升人，坏的建筑疏离人。他认为，这就是新老宾州车站的区别。很多老人同意他的说法。从照片上看，整个车站虽然使用了工业化的玻璃和钢架结构，但它的宏大空间，仿效了古罗马的卡拉卡拉大浴场的拱顶设计。
　　
　　然而，古建筑保护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放在古时候，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一向是“平王城，灭王气”。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古代遗址也更多被视为简易的建材供应点。比如上文提及的卡拉卡拉浴场，其中很多大理石材，都被拆走运到梵蒂冈，用来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那时候，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远比今天实用得多，绝对没有我们这样浪漫化，这样多愁善感。
　　
　　变化或许和英国贵族子弟的卒业壮游（GrandTour）有关。这项源于17世纪，极盛于18世纪的上流风俗，把大量“牛桥”子弟送往欧洲大陆。为时数月乃至数年的异国游历，既能扩大未来统治精英的文化视野，同时又能通过展示携回国内的纪念品，证明其家族的实力。其中最方便携带的，自然是艺术品，尤其是意大利的艺术品。
　　
　　意大利是他们当中多数人流连时间最多的目的地。那里是永恒之城罗马之所在，拥有辉煌的文化传统，而且处于无可救药的贫弱之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WenzelvonMetternich）说过，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对于英国人来说，得瑟一圈儿的性价比非常之高。虽说巴洛克风流行之后，那里的艺术成就，早已不复文艺复兴时代风云际会的盛况。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尤其是威尼斯的风光画（Veduta），笔触细致，造型精确，显然受到荷兰的影响。然而，典型的威尼斯风光画，很少强调北方画风的现实主义倾向。尤其是该画派的首席盟主卡纳雷托，画面多是阳光明媚的运河风光，以及港城的各种节庆和迎宾场景。尤其在他暴得大名之后，买主多是英国人，主要就是修业壮游的权贵子弟。他们把他的画买回国去，当作游历纪念品。
　　
　　到了18世纪，这个水上共和国已近垂暮（它的千年历史，将在1797年被拿破仑大军终结）。它的艺术市场，也早已从内生型蜕变为寄生型。当时威尼斯住着一个姓史密斯的英国人，挂领事衔，经营钱庄，感觉很像商团领袖。不知是否可以算是大班。此人成了很多当地画家的代理人，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游离到此的英国人。
　　
　　史密斯要求画家们，从作品中尽量去除日常生活场景的视觉“杂质”，也就是街巷集市中，那些小贩、泥瓦匠等引车卖浆者流的身影。买主们要的是水城明媚、富丽的场景，就像今年中国人所谓的“亮丽风景线”。结果生活中的劳动人民，就只剩下运河上操贡多拉（Gondola）的舟子们。那是威尼斯不可或缺的Clichés（意为“陈词滥调”。——编注）之一。大运河上下的建筑物（里亚尔多桥、安康圣母堂、圣马可广场）和庆典（圣母升天节、外国使节莅临）当中，很多场景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当地的划船比赛，说不好还是赛龙舟的变体。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后果之一，就是开通大西洋航道，导致地中海东方贸易的重要性下降。因为，欧洲人可以绕过突厥人的地盘，直航亚洲。威尼斯的中间人地位，也就十分尴尬了。他们还能玩儿的，就是摆出各种排场，变着法子地忽悠外国人。这一套，我们自己不陌生。
　　
　　反潮流的人物，何时何地都会存在。18世纪的威尼斯，出过一个画家皮拉内西，专门表现那些颓败景色，特别是罗马的废墟。很有中国旧时文人怀古思幽的那种情调，只是气质更加阴郁。他笔下的提图斯凯旋门、阿皮安驿道，都是那种“牧儿打碎龙碑帽”式的破败景象，好像废弃的建筑堆料场。
　　
　　他的作品或许不合史密斯的生意眼光，却意外感动了伟大的歌德。而且，他巨大的社会影响，唤醒了欧洲人保护古迹，包括废墟的热潮。有些英国人过犹不及，甚至流行在自家花园里，布设一些人造的假废墟，以增添几分没落的美感。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之所以令我们感叹，正是因为它们太偶然了。
　　
　　多年前，我还是游荡在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诗人。看着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尘土飞扬，我暗自感叹，很多重要的政策，出自一些内心多么不愉快的人。而且，他们怎么就不明白，那些毁于他们令下的历史陈迹，是很值钱的。但还是要强调：这件事跟国民性牵涉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大。
　　
　　笔者曾经读到，加里波第进军罗马之后，打算将波河填平，以防止疟疾肆虐。几十年后，未来派诗人马利涅蒂也曾在1910年呼吁，把威尼斯的运河填满，改造成公路。这些都和谋求民众福祉有关。即便是拿破仑三世这种人，居然也有几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政府应该要求资本家出钱出力，推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重大项目。
　　
　　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城区改造，据说和这种想法有关。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就是那次改造的结果——一条条林荫大道，从一个个广场放射分布，街边是整齐划一，带芒萨尔式屋顶的建筑物。除马莱区外，那里的中世纪老城区几乎消失殆尽，很多人至今为此痛心疾首。抛开种种得失关系不谈，这样成功的改造工程，肯定是可一而不可再，就像近年喧嚣一时的“毕尔巴鄂效应”（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Museum]于1997年建成，使陷于经济衰退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市重获生机，因其具有诸多难以复制的先决条件，此案例被视为奇迹。——编注）。
　　
　　顺便再提一句，生出这些想法，是因为笔者近日正在重庆游荡。
　　
　　李大卫为旅美作家
　　
　　（摘自《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