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的故事

回懵以往

我的手突然被握住，侧脸一看，是钱贵。他正凸着眼贯注在电视屏幕上，样子十分激动和兴奋。“那里就是我家，我家就在那栋大楼的右边……”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大陆来台老兵离乡已十多年，年纪大多三四十岁，还能跑、能跳、能打架。但回家遥遥无期，心情郁闷，便有人冒生死之险，想逃向对岸老家。
　　两岸正处于交战状态，天空与海洋都不开放，军人任何状况下皆不许搭乘民航机，搭军机只要有任务倒还可以，不过只限在台湾境内。因此，想逃，只有游泳过海峡一途。成功机会也许不到十万分之一，一则，部队看得紧，再则，台湾海峡风高浪急又天黑（白天当然不敢逃），且传说水中还有吃人的鲨鱼。这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只有驻在外岛的人才有，而且所驻岛屿离大陆还得很近（马祖离福建最近的高登岛，约八千多米）。当然天气洋流要适合，此外，除了别碰到鲨鱼，也别碰到海军巡防艇。
　　部队采“连坐法”，三人称一“伍”，相互监视，若有人几小时没见人影，立刻去找，立刻反映。一旦出事，一起受罚。
　　游泳长途逃亡最佳工具是球，球当然大的比小的好，比如篮球就比排球好。于是球类被列为“严格管制品”，不但集中保管，每个球还编号，个人不能借，比赛才能用。有些较小的岛，如乌坵，为免事端，索性不办任何球类比赛，于是，球在那里绝迹；若看到一个球，会让单位像看到一个炮弹一样紧张。
　　收音机同样是管制品，本来它是听歌、唱戏、听相声的娱乐工具，但两岸透过电波隔海喊话，以致也是政治心战的工具。在台湾本岛的官兵个人可以有收音机，却不许收听短波，因为大陆电流强，收音机指标一拨到短波，“蒋军弟兄们”的声音就出现了。外岛离大陆近，就无所谓长波、短波，能听得清楚的广播都来自大陆电台，所以外岛个人有收音机的，非最高长官莫属。
　　后来有了电视机，黑白的，十二吋或十四吋，电视机是劳军品，一个连队约有一台，放在“中山室”，由专人看管。新闻只许看中午十二点和晚间八点的，歌唱节目比较宽松，台视的“群星会”最受欢迎。去看电视就像去看电影，什么时候播什么节目，大家都清楚，时间一到，“中山室”里已挤满了人，早到的有位子坐，晚到的只好站着，不过，坐或站都一样高兴。
　　台视有个节目，叫“怀我故乡”，主持人名叫刘震慰，每周六下午播出半小时。顾名思义，这是介绍大陆风光的节目。所谓“风光”，只是图片，由于两岸未开放，呈现在屏幕上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旧照片，节目制作单位从四处搜集后，由刘震慰“看图片说故事”。
　　聚在“中山室”里的人，来自中国各地，刘震慰说到某个地方，立刻有人说他去过，说得比刘震慰更详细。
　　有一回介绍秦淮河，甲兵突然兴高采烈地说，他在秦淮河畔后面一个巷子里玩过姑娘，凑巧在场有个南京人，觉得故乡受了污辱，跟甲兵吵了起来，差点打架。
　　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每播必到，我一直在期待能播出我的家乡浙江舟山，但杭州播了，宁波播了，就不见播出舟山，是因为中国太大吗？舟山太小吗？我为之怅然。
　　忘记“口令”差点被打死
　　1959年，我被派到东犬岛，在马祖西方，与东犬岛相近的称西犬岛，在军事部署上合称为“白犬守备区”（注：犬字听了不雅，后改称东莒、西莒，不过大陆仍称东犬、西犬）。
　　那年我21岁，任少尉干事。
　　我和另一位干事住同一个碉堡，他大我七岁，名叫钱贵，上海人。身高接近一米八，生性开朗，爱说荤笑话，一面说还一面表演。他比我早到东犬，认识的人多，有人叫他老钱，有人叫他贵儿。
　　他这个上海人竟会唱越剧，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唱半本。我小时候在舟山惟一听过的戏就是越剧，大我六岁的姊姊还曾上台演过祝英台，她叫我扮梁山伯，由她一字一句教我。
　　“上虞县，祝家村，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这几句我还没忘，不过，跟姊姊对唱时我还是个小孩，用童音唱女声，很有味道，现在二十多岁嗓子变了，还唱祝英台，觉得很别扭。
　　虽然没有胡琴，也没把握唱对唱错，两人窝在碉堡里，一盏煤油灯，常常唱得忘我。他唱上一句，我接下一句，唱完哈哈大笑，却又不自觉眼角湿润起来。
　　当兵的好像人人都爱喝酒，但又没钱，只能找便宜酒喝。有种酒叫“福寿酒”，绿色瓶子，每瓶新台币六角，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不过喝了它不但不觉得“福寿”，反而头痛欲裂，大家称它“自杀酒”，大宴如部队会餐，小酌如闲散聊天，喝的酒都是它。
　　钱贵酒量还不如我，却比我爱喝，天寒地冻时节，有一回，晚餐他不知是在哪里吃的，喝醉了回碉堡途中，差点被卫兵射杀。
　　东犬、西犬都没有电，晚上天一黑，就开始“灯火管制”。灯有两种，一种是洋油灯，可提着使用，高官与高级单位办公室才用；另一种是煤油灯，一根比食指稍长的白色灯芯，一头浸着煤油，另一头点着火，油盛在一个巴掌大铁皮盘里，一根灯芯大约可用一小时，每个碉堡发给一盏煤油灯，作为照明之用，碉堡外则不许有灯光。
　　即使是这般如萤之火，在漆黑的夜里还是个看得见的目标，那时节，两岸流行“摸哨”，就是你游过来我游过去，登上对岸去杀人。杀人先得看见人在哪里，若有灯光，不等于告诉对方“我在这里”吗？灯火管制采取复式行动，以连队为单位先自行检查，若碉堡里无照明必要，就不许点灯，那时候也许才黄昏初上，就得上床睡觉，睡不着也待在碉堡里不许出去；若确有照明必要，每个碉堡都有个通气用、跟一本书差不多大的小窗口，得从外而内再从内而外，用块黑布夹层式将灯光遮住。所谓“复式”，就是上级单位不定何时会来查。
　　灯火管制之外，还有人员管制，原则上天一黑人就不许在外行走，但不免有人需要行走，为使“敌我有别”，每日由指挥部发布当日“口令”，卫兵见有人走近便问口令，说对了就放行，若连问三次都不回答或答错，就可立即开枪射杀。
　　传说某外岛有位上校团长曾被卫兵射杀，情况是，团长夜巡时前方卫兵问他“口令”，团长连忙回答，不料卫兵又问第二次，团长再答；卫兵还问第三次，团长依然回答，卫兵却开枪将他射杀。有人闻枪声赶去，团长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说自己有回答口令，且并未答错当天口令。然而，卫兵说，他根本没听见回答，问三次后才开的枪。
　　后来查出了缘故：那晚风大，卫兵在顺风处，团长在逆风处，团长听得见卫兵问他口令，他回答口令卫兵却听不见。
　　钱贵那晚状况更糟──他酒喝茫了，将当日口令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在壕沟里行走，寒风中忽然传来一声喝问：“口令！”我一直怀疑有所谓烂醉如泥之说，譬如钱贵，他事后向我形容那晚出了碉堡，天晕地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而，他竟还知道回答不出口令的后果。
　　他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天苍苍，地茫茫，他既担心卫兵再问两次口令，又怕卫兵少问一次就扣扳机。他不但不知那卫兵是谁，甚至不知他所处之地是否是自己单位的防区，他不敢问，因为一旦出声，就暴露了目标，卫兵射杀他就容易了。
　　他只好杵着不动，把自己当作一块石头。忽然一阵风起，飞沙走石，趁着大家都看不见，他扑面倒下，直至东方既白。他得了重感冒，喝酒加上在壕沟里受寒之故。好在命总是捡回来了。
　　隔了一天找到了那个卫兵──果然不是本单位的，也当然互不相识。那卫兵，是个新兵，在繁华中长大的台北人，第一次到外岛，而且还不满一个月。他见到人影，自己先吓坏了，根本忘了口令要问三次，三次没回答得开枪射杀。见人影不动，一阵风起后又消失，就当作自己看花了眼，反正一岗两小时，他也快下岗了。听钱贵这么说，让我觉得，误会不见得是坏事。
　　黄浦江码头挤丢了女友
　　兵士站岗，军官得查哨，查的时间也是晚上，主要是防止卫兵打瞌睡，以及更严重的站了一会儿后又跑回去睡觉了。一个班分到两个碉堡，每个碉堡都得有卫兵站岗。采轮流制，每岗两小时。一个班12人，正副班长不需站岗，其余10人，大约每晚都会轮到一岗。
　　军官查哨配合站岗时间，查一遍大约也是两小时，查哨时腰系手枪，另有一支三级电池的长型手电筒，在本单位防区的每个岗哨查一遍；岗哨上有“查哨簿”，到了得签名，表示的确来过。
　　卫兵常成为摸哨的对象，因为人会动，更糟的是有人会抽烟。通常摸哨者从沙滩登岸后，方向不辨，地形地物不熟，会先在岩石或洞穴中埋伏观察，卫兵身体一动，或点火抽烟，目标就明显了。
　　查哨者也是摸哨对象，甚至目标更清楚，因为他在行走，以及行走时用手电筒照路，因此之故，遭狙杀者时有所闻。后来改变方式，军官查哨两人一组，彼此相隔三至五步，便于互相照应，只是这样一来，军官少的单位，每个军官一晚上会轮到查哨两次，简直别睡觉了。我和钱贵被排在上下班，他在前，我在后，他下班，我就接班。那时还不兴军官两组一班，两小时内，由一个军官独包。
　　碉堡入口左右各一张木板，左边是我的，右边是钱贵的。床与床之间有一张用工料模型板钉成的桌子，但椅子只有一张，那椅子常空着。
　　大多时间两人各躺在床上，或坐在床边聊天。聊得最多的，是回不去的那个老家。他家在黄浦区一条闹街上开了一家洋货行，街的一头连接着黄浦江，钱贵说，在黄浦江上岸，右码头走到底，就是他家。
　　1949年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已往苏州河以北撤军，“共军”眼看要进入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大家聚在屋里听收音机报告战争消息。钱贵，这洋货行的小开，十七八岁，正在热烈追求女朋友。有一天傍晚，他约了女友在黄浦码头；码头上一片混乱，“国军”正在撤退，军人、车辆一批批来到码头，黄浦江里停着好几艘军舰，船屁股冒着水泡，正升火待发。
　　码头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军人，还有老百姓。一个挨一个，都想登上军舰，部队派出二十几个枪兵守着码头，人人如凶神恶煞，步枪上了刺刀，向人群挥舞，不许百姓上船。钱贵和女友本是在一个便于谈情说爱的暗角，而现在灯火通明，挤满了人。女友吓坏了，说要回家，但哪里还走得动。
　　夜越来越深，人越来越多。后方来了一辆军车，要通过人群，猛按喇叭，却没人肯让。车上走下三个人，对空鸣枪，接着枪口稍降，子弹平着人的头顶飞越，尖叫声四起，好像有人中枪了，人群终于让出了一条路，车子过了，钱贵的女朋友却被冲散了。
　　女朋友在他身后喊他名字，他回转脸喊他女朋友的名字，前几声双方还听得见，后来就被嘈杂声淹没了。
　　人如潮水一般从他身后涌来，有人被推挤倒在地上，有人被挤到江里，还有人已经上了船又被军人推下船。黄浦江上有飘浮的行李和载浮载沉抢天呼地的男女老幼，那些人，既上不了船，也很难游回岸。
　　“你说天下事有多玄？”钱贵深深叹了口气，“拼死拼活想上船的人上不了船，不想上船的倒上了船！”
　　“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呀，我是被人挤上船的，想转身回头，后面的人如排山倒海，我脚都落不了地，被抬着似的，登上跳板，上了船。”
　　“照这么说，你老兄原来是不打算来台湾的。”
　　“我呀，开始只想女朋友有没有被踩死，后来在船上，才想到爸爸妈妈，想他们或许也会认为我被踩死了、淹死了、被枪打死了。”
　　“那怎么当兵了？”
　　“既然上了船，那有什么办法？部队正缺兵，我一个人又落单，年纪正适合，不是一块大肥肉吗？”
　　“你这是自投罗网！”我哈哈大笑。
　　落网的鱼，跑是跑不掉了，只求在网里舒适一些，他读过中学，就凭多识几个字，补了个少尉官缺。
　　去台北买回了老家的“照片”
　　每星期六，我们准时去中山室看“怀我故乡”。这一集，播到上海。主持人出示了几张照片，是上海街道，一排白色树干的是梧桐树，主持人还唱起歌来：“梧桐叶落秋意深，冷月清光无限愁……”那是周璇的歌。
　　有一张黄浦江的照片出现了，码头周边不少民工，有挑担的、扛货的；码头边的堤防一路延伸，隔着马路是一路欧式的洋楼，有个中年男子戴着黑色呢帽，穿长袍马褂，口里衔着烟斗，一表斯文地眺望天空……
　　我的手突然被握住，侧脸一看，是钱贵。他正凸着眼贯注在电视屏幕上，样子十分激动和兴奋。“那里就是我家，我家就在那栋大楼的右边……”
　　他说得有些结结巴巴，那个镜头不过才几秒钟，就闪过了，接下来播广告。
　　节目已经结束了，钱贵还不走。
　　他中邪了似的，不动，也不说话。我怔怔地望着他，明白那张照片一定使他想家了。
　　回到碉堡，他仰天瘫睡在床上。我出去了一会儿，一个多小时后回来，他竟还这么躺着。就对他说：“还在想那张照片呀？别想了，那不过是张照片而已！”
　　“我看到我的家了！”
　　我自问：“怀我故乡”还没播出我的故乡，如果播出来，也只是照片，照片里有我的家，我会如何？
　　那晚上，钱贵独自喝酒，喝完一瓶又一瓶，又唱歌又哭，还喊爹喊娘。“借酒浇愁愁更愁”，状况有些不对；他下半夜还得去查哨哩。
　　他轮值的时间是十二点到凌晨两点，我是凌晨两点到四点。十一点五十多分，上一班的人来叫他，他正酣睡打呼。
　　我们两人都叫不醒他，又不能没人查哨，两人就商议他那两小时我们各分摊一小时，今夜让他好好睡。
　　第二天他精神好了些，我正打算劝他，他忽然说：“这电视上播的照片，电视公司一定有吧？”“我哪里会知道？”
　　“照说，应该有。”
　　“有又怎样？会给你吗？”
　　“我去要要看。”
　　“向谁要？我看你是想家想疯了！”
　　外岛军官，每半年有十天特休假，钱贵真有点疯了，他填写了特休假申请单，说要去台北找“怀我故乡”节目主持人刘震慰，向他要照片。
　　十天后他回来了，没见到刘震慰，但是真的让他拿到了照片。其实不能称照片，是刊载在电视周刊上的印刷图片。
　　原来，电视周刊就是台视自己出版的，主要责任是宣传节目内容。刊出的文章与图片，包括对新节目的介绍，以及将播过的节目再描述一次；钱贵买到的是过期的电视周刊，就是刊出他家房顶的那一期，这还是一位在台视工作的好心人告诉他的。
　　过了期的杂志不容易买到，他在台北兜了好几圈，寻遍了大书店小书摊，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一共买到了五本。买到杂志，特休假也结束了。
　　那五本电视周刊成了他的宝贝；他将其中一期中的图片小心翼翼地剪下，贴在一块四方形的木板上，他还将那木板洗净，用布磨拭使其略有光泽。木板立在小窗口，白天有阳光照进来，看得见它；晚上，那就是放煤油灯的地方，小小的碉堡里，不论哪个角度，都能看得见。另外那四本，放在一个小型行李袋里，这个黑色行李袋是他这次去台北新买的，有大口袋、小口袋，还有夹层，他说他就是为了要藏好电视周刊，才起心动念去买这个行李袋。
　　“敌前逃亡”获得死刑
　　那以后二十多天，钱贵突然变得沉默了，酒也喝得少了，朋友同事约他出去几乎都被拒绝，他沉醉在那些图片里。
　　我和他所住的碉堡离海很近，他常面对大海，或站或坐，怔怔地凝望。有一回我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问他：“在想家了不是？”他轻轻点点头。想家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因为人人都想。
　　“你可别得了相思病。”
　　“什么意思？”
　　“就是别老往牛角尖钻，牛角尖嘛，钻在里面会走不出来。”
　　这样的谈话，以后还有过几次，我是把他当朋友看，希望他心情不要太受想家影响。不过，我明白，那得慢慢来。
　　有天下午，他忽然向我提到上回他喝醉时，我和他的上一班代他查哨的事。他说要还给我们。
　　“好呀，怎么个还法？”
　　“我的上一班他值班一小时就交给我，加上我自己值班两小时，就三小时了，再加上我欠你的一小时，这样我共值班四小时。”
　　“那你岂不一晚上都不能睡了！”
　　“无所谓，白天找时间补嘛，欠你们的总要还。”
　　我和他的上一班其实心里都在惦着这件事，还以为他耍赖了，他既表示要还，哪有不愿意的。
　　他选了一个日子，是星期四，军官查哨时间三个月换一次，现在的状况跟他上回酒醉没值班时间一样，钱贵排十二点到两点，他各还一小时，就得从十一点开始上班，到三点才来叫我接班。
　　那晚，气象不好，气象台表示有台风要来。晚饭后，天空飘雨，风渐起，浪渐大。风声雨声浪声，在耳边聒噪，不知何故，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坐起，转脸望向枕边闹钟──四点十分。
　　钱贵应该在三点钟叫醒我，他怎么没来？我还在糊涂，听到碉堡外出现脚步声，接着，有人推门而入，共三人，一个少校，两个持枪士兵。我认识那少校，是指挥部警卫营副营长。他脸色铁青，向我挥挥手说：“跟我走！”
　　一路无语，到了警卫营，赫然发现钱贵正双手反绑，坐在一张铁椅上。绑着他的绳子同时也绑着椅子，椅脚吱吱作响，显然他在发抖。
　　他全身浸湿，水珠从头发滴落，椅子四周已一摊水。他脸上有几处明显刮痕，有血丝渗出。他的上一班也被押来了，我们被命令分别站在钱贵左右两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没人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敢问。但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怕，我也在发抖。
　　过了大约五分钟，营长和副营长同时出现，营长手里拿着一个排球。营长走到我们面前，将排球在他左右手掌上交递，像在玩什么游戏似的，一面说：“他要逃走，你们两个事先知不知道？”
　　“逃走？……”我张口结舌。我旁边那位脑子好像一霎时成了糨糊，竟然问：“逃到──哪里去？”
　　“问得好，问得好！”营长眯眯笑，像个鬼。“他想趁风大雨大浪大游过去，哈哈……”营长双目突然盯在我脸上：“你怎么没有报？是不是故意不报？”“我不知道，我一丝丝都不知道，他怎么有排球？……”
　　其实，钱贵在我们到达警卫营之前就供出排球的来由──就是特休时，他在台北买的。买的不是球，是球胎，连同充气用的插销，藏在他新买的行李袋里，带回东犬，登上码头没被查到，守码头的少不得要受处分。
　　钱贵什么都招了，他明明白白表示，思乡太苦，他要回家！我承认疏忽，愿意受处分，不过委屈也不能不说：“我又没权去搜他行李袋，怎么怪我？”
　　营长在我们身上问不出所以然，渐渐气氛没那么紧绷了，我终于提出了急于想知道的事情：“钱贵是怎么被抓到的？”
　　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营长听了居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终于不笑了，但残留的笑意中带有嘲讽的意味，说：“写电视剧绝对写不出这个故事——你们猜怎么着？他竟只到西犬就爬上岸了！”
　　西犬，东犬，两个海岛相隔约三千公尺，由不同单位守备。钱贵向营长坦承：天太黑，风浪太大，他抱着一个排球被吹打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看到一块陆地，以为到了福建，其实那是西犬岛。他大约只剩下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沙滩，立刻有卫兵持枪从高处下来，合理推断，认为他是“共军”派来摸哨的，便喝令他：“手举起来！不许动！”钱贵高举双手，向卫兵说：“别开枪，我是来投降的！”
　　钱贵的下场可想而知──接受军法审判，以敌前逃亡论处，被判处死刑。
　　我也受到“连坐”，被记两个大过处分。好在千查万查都没查出我和钱贵的逃亡有什么关联，官比别人升慢一点，倒没坐牢。
　　来源：雅虎心香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