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发展】中国慈善超市前景堪忧，美国有何经验可借鉴

瓦上雪

慈善超市的美国经验

　　专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公益慈善学院何莉君博士

　　自2003年国内第一家慈善超市在上海开业以来，截至2012年底，我国建立的慈善超市已达9053家。发展速度虽然不错，但质量却令人堪忧，很多慈善超市因定性定位模糊、募集能力弱、运行成本高、经营能力低等问题，或勉强度日，或门庭冷却。

　　针对这种情况，7月24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规定，慈善超市要以社会化管理和运营为发展方向。这是否能让慈善超市起死回生呢？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公益慈善学院何莉君博士，请她谈谈慈善超市在美国发展的经验。

　　要做有区分的捐赠

　　《华夏时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慈善超市”的理念最初起源于美国。

　　何莉君：是的。“慈善超市”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will)，它成立于1902年的波士顿，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该组织是Rev.EdgarJ.Helms(埃德加·赫尔姆斯牧师)为帮助社区残疾、教育水平低或者其他原因失业的弱势群体而开创的。成立之初，是通过雇佣失业人士来卖收集的旧物，以此来培训弱势群体的工作技能，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改善残疾人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如今，该组织在全球一共有2700多家零售商场以及拍卖网站。2012年，共有670万人参与了就业培训项目，约21600人在Goodwill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年收入达到48.9亿美元。

　　《华夏时报》：“慈善超市”诞生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何莉君：首先，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发展迅速，很多人移民到了城市，在生活和就业上需要帮助，公益需求非常大；其次，当时颇富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简称C.O.S.)兴起了“科学慈善运动”，号召人们要做有区分的捐赠，即不要像施舍乞丐那样让人觉得接受捐赠毫无尊严，要让受助者通过劳动或付出而有尊严地接受救助；此外，当时美国的市场很发达，商业模式也趋于完善，从而让这种以商业来运作公益的模式成为可能。

　　《华夏时报》：其实，现在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大量进城的农民需要就业和生活上的帮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益理念也日趋成熟；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也很不错，商业模式也很完善。

　　何莉君：所以，我觉得中国慈善超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和需求，而且也会出现像Goodwill这样连锁的慈善超市。当然，其经营模式必须是以“社会企业”方式来独立运作的。

　　《华夏时报》：Goodwill的经营模式是这样的吗？

　　何莉君：是的。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以商业的模式/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使命，它的两个特点是：一是不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目标；二是它本身有利润，是可扩张、可持续的。它能够在把事业越做越大的同时，解决的社会问题就越多，越能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Goodwill就是这样一家社会企业，公司旨在慈善事业，但完全商业化运作。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困难，通过为他们提供工作技能培训和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来使他们获得技能和尊严。其主要业务是接受、处理、销售市民们捐赠的旧物，用销售这些物资得到的善款，各分支机构可以根据当地的社会需求来使用组织收入所得，比如兴办福利工厂、开设职业技术培训和就业安置、兴办社区学校等。

　　这种经营模式在欧美很受欢迎，Goodwill在美国和加拿大共有165个分支机构，以及13个遍布世界其他地方的附属机构。2003年，凭借其近2000家商店创造的销售收入，它还一跃进入了美国15家顶级折扣零售商的行列。

　　社会化运作是根本

　　《华夏时报》：那在你看来，美国慈善超市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何莉君：现在，Goodwill在鼓励捐赠、出卖捐赠物、反哺就业培训等慈善事业的整个链条中，有一系列配套举措，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首先得益于其理念的创新，Goodwill是一家由宗教背景自愿发起的公益机构，但它并没有局限于对“穷人”的救济，而是通过培力的方式来让受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就业的机会来达到“自己帮助自己”的目的，让他们生活得有尊严，而非单纯的给予其救济金。

　　其次，融资途径的多元化，具备“自我造血”功能。比如说，除了把公众的捐赠通过洗涤、整理、修配、包装、估价等一条龙作业后，上架销售外，Goodwill还会对弱势群体进行职业培训，满足其他企业的用人要求，接受其他企业人才外包的职业服务。由于它是501c3免税组织，可以向社会公开募款并接受社区个人和企业的捐赠。

　　第三，政府的支持和补贴。政府提供就业服务、购买服务等支持，Goodwill则解决失业等社会问题，双方形成了一种合作双赢的关系。当然，政府还会给予慈善超市补贴(更多的是免税支持)，有时政府还会拨一块地给慈善超市，用于建设工厂或仓库等。

　　最后，清晰的资金流向。比如，Goodwill通过建立公办民营的学校，解决当地公立教育不足、质量差等问题。其清晰而可见的慈善使命不断激励捐赠者、企业、基金会向其捐款。

　　还有，就是非常专业化、商业化的运作和管理，它并非很散漫的、靠政府赞助才能存在下去的公益机构。它的商业模式和管理不逊于一流的商业公司，比如，它积极自建工厂和仓库，生产和打造自己的品牌产品。该机构的营业收入远远超过捐赠收入、政府拨款等收入。

　　《华夏时报》：相比之下，慈善超市在中国虽然已经走过了10年光阴，但现在发展得却并不尽如人意，很多慈善超市经营惨淡。

　　何莉君：我觉得根源就在于公益的理念，即是以救济的方式还是以发展的眼光去帮助别人。我看国内慈善超市的运作理念更多的是停留在前者，对受助者的尊严以及能力的提高有所忽略。应该从传统的施舍转型到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慈善理念上来。是否可以考虑把慈善超市的“慈善”、“爱心”等去掉，更多地趋向商业和社会企业型的运作。有时候，“慈善”一词，会让人们产生一些负面的文化心理。

　　另外，慈善超市的发展还可从外部的营销理念出发来拓宽潜在的消费者市场。美国的慈善超市会把目光盯在好多人群上，比如说学生、移民、低收入人群、环保主义者(崇尚物品的二次利用)和怀旧的人，等等，他们会根据这些人的不同诉求，而做不同的营销宣传。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主导的慈善业发展模式下，慈善超市容易产生路径依赖，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不足，却不断派生出依附性和官僚性。这种特点在很多慈善超市的运作上都有体现。而且，志愿性、民间性的慈善超市在竞争的环境中更有利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突破，有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创新。

　　过度追究透明没意义

　　《华夏时报》：此次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拟规定，慈善超市要以社会化管理和运营为发展方向。

　　何莉君：这是正确的方向。对待慈善超市的态度，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放权，是鼓励而不是包办慈善超市的发展，更多的应该是给予其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引导慈善超市朝着社会化方向运作。换句话说，国内的慈善超市想要发展起来，实现良性运转的目的，必须激活它自身的“造血”机能，而途径无他，唯有社会企业化运作。

　　《华夏时报》：在中国，公众捐废旧物资不能免税，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何莉君：在美国，捐旧衣服是可以抵扣工资应缴的所得税的，但这并不重要，很多人在捐赠以后，并不会特意地去办理抵税的相关手序，因为一般数额都比较小。当然，这对于国内的慈善超市来说，可能比较重要，这体现出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力度。

　　《华夏时报》：而且，国内很多人都在强调慈善透明的问题。好像公益事业所有的问题，都与透明不透明有关。你认为呢？

　　何莉君：这是一个舍本逐末的问题，中国的很多公益组织就是被这个问题“误导”了，很多人都过分地强调这种透明度，这显然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的一个表现。在美国，人们不太在乎“钱去哪儿”、“给了谁”，更关注的是“用这笔捐赠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才是最根本的。因此，公益组织应该把精力放在使命的忠诚上，怎样更好地服务受助者，而不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应对捐赠者。用效果和影响力来吸引捐赠者才是关键。

　　《华夏时报》：而此次《指导意见稿》中也明确指出，慈善超市要做好帮扶对象领取、购买物资的记录，建立可查询的档案。

　　何莉君：我认为，这对于慈善超市的公信力发展有一定作用，但是社会企业更应该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有，中国的公益组织热衷于开列捐赠排行榜，借以表彰捐赠者。美国的公益组织更多的是发掘捐赠背后的故事，揭示他们所做的服务怎样影响了受助者的生活，揭示了它所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使命。

　　当然，更关键的是改变观念的问题，即明确社会化管理和运营的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下一步，中国的公益组织、商界和政府三者之前需要更好地融合，慈善组织要吸引一些优秀的企业人才进来，帮助其做营销的推广和商业模式的设计与创新，因为这些人有这样的智力和技巧。同时，政府也要充分尊重慈善组织的民间性特征，赋予慈善组织独立发展的权利，同时来寻求共赢合作。

　　(来园：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