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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亘将，是在北京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身着西装的他，正用他那一口温柔的台湾“国语”向在座的大陆朋友讲述台湾社会企业的创新精神，神情饱满。
作为为数甚少的几个行走于大陆公益圈的对岸人士，亘将对于大陆的一切都感觉很新鲜。2010年，顶新康师傅公益基金会邀请他赴内地为重庆的留守儿童关怀计划担任项目顾问和指导员，这是他和大陆的第一次结缘。“大陆真有趣，每个省份都不同，人的性格也不同。我接触过的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小镇村长，所了解到的社会主义特色超乎了我的想象。”
也许正是这份好奇，让这个台湾人笃定地“漂流”在大陆。与顶新的合作暂告一段落后，亘将决定让自己的脚印在大陆多留下些痕迹，于是，从恩派、爱思塾、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到成都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小组，再到他现在所服务的一家台湾背景的公益服务中心，在政府机构到基金会与各类NGO组织间，亘将频繁地转换着自己的日常身份。
出身决定道路
2007年，亘将在自己微博的签名档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游离于生活边缘与愚蠢疯癫的梦想家。
说到梦想，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梦，而他的梦想更出人意料。音乐教育学士、儿童文学研究硕士、管理学硕士，亘将所拥有的3个学历各不相关，并且与他走进公益这个行当更没有半点联系。他的家庭背景或是他最终选择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
亘将是台湾阿美族人，父母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曾说：“出身决定了我与弱势族群的关系，所以能够帮助弱势群体，通过自己的奉献来照亮他们，是我的最大志愿。”
于是，2002年，本来在大学毕业后能拥有一份稳定的教师职业的他，却因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位牧师呼吁台湾原住民的儿童教育问题，就立刻满腔热血地把简历寄给了这位白姓牧师。
亘将回忆说，或许是当时太少能有毕业生愿意回乡下工作，他很轻松地得到了这份工作。而正是这份社工工作，让他在公益领域中游走至今。
台湾社工岁月
谈起最初担任社工的日子，亘将有许多回忆。他记得在恒春基督教医院工作时，除了医院的福利工作外，他会抽空去当地孩子们的家中探访，帮助辅导他们的功课，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当地的居民都知道医院有个很严格的‘主任’，会追着他们辅导功课。”亘将笑着说，“连他们的家长都很怕我。原住民很爱喝酒，但每次看到我来，会立刻把正在喝的酒藏在身后。”
亘将说，台湾社工与社区的紧密度很强，即使社工不是本地人，也会很快融入到社区的生活中。“台湾社工有和香港社工很不一样的地方。香港社工讲究要把情感从所服务群体剥离出来；而台湾社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他说，“因此，台湾对社工接纳度很高，一般人有问题就会去想到社工机构，认为社工可能能够解决他们的困难。”
他介绍说，台湾的NGO大概有4.2-4.5万家，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大约有20万人，所以平均每家机构有4至5人，数目并不算少。大学社工专业本科毕业生也基本上都会选择相关的行业和机构任职，并且薪水不会低于其他行业。一般的公司可能起薪为2.5-2.8万新台币左右(约等于人民币5100-5800元)，而社工系毕业生如果能进入大型的NGO或者企业基金会，起薪甚至要高于这个水平。
而台湾公众对社工的理解，在最近的10年也比以前要好很多。“公众逐渐知道社工是有薪水的，至少他们认识到社工是类似于服务行业的一种职业，只是所服务的人群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亘将说。
自下而上的社会工作路径
“这种稳定的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记者对台湾社会工作如此顺畅所表达出的惊讶，亘将打开面前的电脑，拿出纸笔，一本正经地在采访中给记者上了一堂历史课。
他介绍说，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由于台湾一连串政治和公众事件的爆发，使得公众对于社会极度不信任，草根NGO和政治人士集结起来，开始呼吁政府保障弱势群体。在这个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在社会运动中萌芽出来，将公众的热情转化为社会工作所需的专业手法。这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社会福利的法律。
“芝加哥大学在2007年做了一份报告称，社会工作应该是三个面向。第一个是解决社会问题。由于弱势群体的诉求不同，所以需要不同的工作手法。第二，解决社会问题中，就会调动起社会资源。第三，由于调动社会资源，就有可能带动社会创新。这是台湾社会工作者非常清楚的想法。”亘将介绍说。
“而现在，台湾的企业也开始注意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台湾开始大兴NGO及NPO与企业间的合作，并引发了数千个社会企业的出现。而社会工作也朝着精致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开始强调特质化的服务。”
在大陆“游走”的这几年，亘将也有一些感慨：“大陆现阶段的社会工作，可能急切地想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但在过程中可能会迷失。因为大环境对社会工作的支持度不够，社会工作者很容易夭折，或者执行度会疲弱下来。
亘将认为，上个世纪末的民间运动是如今台湾社会工作秩序的促成因素，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发展路径或许值得大陆参考。
有趣的庙宇文化
谈到社会工作与社区，亘将还饶有兴趣地谈到了台湾的庙宇文化，他认为庙宇文化对于台湾社区氛围的形成有着独特的作用。
“不管是汉人还是客家人，庙宇都是台湾居民社区的中心。庙宇是信仰的中心，是社区在精神上的寄托。以这个庙宇为中心约定成俗的东西就是大家都要去遵守的。这恰恰也是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
说到此，亘将又一本正经地上起了另一门课：宗教与社区文化。
亘将介绍说，庙宇中的两侧或后厅通常是大家族的宗祠，一个社区所有的民生议题和公共议题，都在宗祠当中被讨论出来，同时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辈分或性别决定其讨论议题的权力。并且，每个人也会形成这样的意识：只有家族在社区表现良好，才有机会进到这个宗祠。所以，这样的庙宇文化也使得大家在现实世界中凝聚到一起。
亘将还说：“当年客家人从大陆到了台湾后和原住民争地盘，使得庙宇还成了一个公民结社的场所。而这些结社的行为都是自发的行为，从某个层面上也是公众自发参与社区的表现。”
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在被问到在大陆与不同组织合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亘将着重谈到了NGO。他说：“很多草根NGO都相当特别，他们的工作很艰难，但对社会仍有很多的想象和期待，从不放弃理想。”
而这或许也是亘将本人的理想所在，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吐露自己的理想所在——我们因为行义，而变得正义，因为力行节制，而变得节制，因为力行勇敢，而变得勇敢。“你希望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正义的社会吗？那你首先要变成一个正义的人。”
“我认为自己比较不同常人的地方是，我不安于现状，也不喜欢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职位上。”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漂流木，暂时停在这里，下一阶段又会被冲到别的地方去。漂流木也有价值，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得到。”(本报记者高文兴)
人物简介
亘将，台湾阿美族人，1978年出生。专业公益人士，多家NGO组织的公益督导和项目经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劝募中心评议委员，香港青年给力基金会董事，B&BGroup合伙人。2002年开始踏入台湾社会工作领域，足迹遍及台湾南北。2009年，应顶新康师傅公益基金会之邀，在内地开展儿童扶持项目。2012年，应成都市委市政府邀请，担任社会治理创新小组委员会成员与执行秘书，筹建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和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
（来源：公益时报） | 
发表于 2013-8-28 22: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