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盘点之严肃篇——在黑暗中呐喊，在光彩中前行

猴子

　　2013年的开篇，当全中国都笼罩在“中国梦”的憧憬里时，一场大火将人们拉回现实。


　　1月4日清晨8时，河南兰考，中年妇女袁厉害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7名孩童不幸丧生。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曝在“焦裕禄”精神的指引下，斥资2000万建财政中心、5000万建农业大楼，但却无钱建福利院。


　　民间孤残儿童保障的困境在大火熄灭后赤裸裸地浮出水面。两天后，民政部下发通知，在全国开展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大排查。3月，排查结果公布：全国共有收留孤儿弃婴的机构878家，共收留孤儿弃婴9394名，得到民政部门监管并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4654名，不足总数一半。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这首已经沤了6、7年的老歌在2013年更让人心生郁结。5月，海南万宁发生性侵**案，随后，各地类似事件频频曝光：仅20天内，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校园猥亵或性侵女童案就高达8起；6月，南京两名**被活活饿死；11月，深圳一吸毒单身母亲表示自己无力抚养女儿，希望放弃监护权……


　　生活的不幸不止于此。这一年，让人徒增绝望的除了少无庇佑，还有老无所依。来自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消息：201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2亿——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将排列世界第四位。


　　讽刺的是——官方提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法论竟然是“延迟退休”。信号一经释放，反对声音迭起。对于事关生老病死的话题，人们再难以保持沉默。


　　爆发的，还有中产阶级。城市里的精英份子没有底层的生存困扰，渴望追求更高范畴的生活舒适度，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背景下，他们率先进行了对于公共精神的探索及社区自治的实践。7月，北京高端住宅世茂奥临花园小区数十名业主抗议业委会暗箱操作换届选举，质疑业委会存在多项违规。


　　10月，业委会换届成功。庆祝酒会上，小区业主何道峰慷慨发言，总结人人该具备的社区精神：尊重个性，恪守程序；共建空间，捍卫公益；相互欣赏，不离不弃。


　　何道峰的另一身份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上世纪90年代，他就敢为人先，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去行政化。而2013年，他的动作是带领机构“走出去”。面对“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为什么要到非洲搞捐赠？”的质疑，他底气十足：不管从机构理念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我们都认为走国际化道路是我们这样的组织应该去做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视野。


　　公益不分国界，救援不论政治。12月，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赴菲律宾灾区救援队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前来迎接。这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太太已被媒体“遗忘”太久，那些红极一时的讨论在不断刷新的消息中迅速黯淡。比如“社监委”。


　　2012年末，中国红十字会宣布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通过遴选聘用16位社会人士担任社会监督员，对项目进行监督。首次亮相，“社监委”回应了“中红会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购置别墅”及“成都红会设汶川地震募捐箱善款长毛”事件，受到好评。但好景不长，对于网友涉及“虚开万元帐篷和餐饮发票”、“扣留2.5亿日元中国劳工慰问金”、“百名艺术家义拍8472万元善款使用”等持续爆料，“社监委”则表现平平，大有红会公关之嫌。


　　5月，网络爆料人周筱赟陆续在天涯贴出《红会公关部真相：只辟谣不监督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黑幕大起底》等帖子，矛头直指“社监委”部分人员，称其与中红会有利益牵连。这个号称以独立第三方监督身份成立的“社监委”在自己被推上风口浪尖后、于6月9日召开了第一次年中工作会议后，莫名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了——就像那些至今悬而未决的质疑从未发生过一样。


　　这一年，被周筱赟盯上的还有李亚鹏。周强行给李安上的罪名有：基金会名字违规、法人身份违规、借公益敛财等等。李成立的“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原始资金仅200万，全年总支出不足40万。这样的资金规模在中国3000多家基金会中排名靠后。


　　截至2013年2月，中国基金会总数达3023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322家，非公募基金会1701家，基金会资产总额近800亿元。2013年全年新增基金会近500家，运作类型各异的基金会不断涌现：6月，北京市永源基金会成立，成为北京首家无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10月，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从非公募转型为公募基金会。


　　这些直接得益于“监督与让步共存”的官方态度：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对这几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更为开放的环境必然会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这早在4月的芦山地震中就已初现端倪。“4·20”以后，民政部发布公告，首次明确表态不再进行行政主导和指定捐款平台的行为，而是鼓励个人和单位向任意有救灾宗旨的公益组织或部门进行捐赠。


　　一周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合计10.49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一家的捐赠总额就高达2.4亿元。


　　壹基金将灾后建设项目统称为“4H计划”：着眼于灾民的住家(Home)、健康(Health)、灾区儿童快乐(Happiness)及未来希望(Hope)。秘书长杨鹏强调该设计的重点是人与环境的和谐。


　　“环境”——似乎成了2013年唯一能让全国人民达成“不满共识”的议题。10月，《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三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扩大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此背景下，众多环保NGO在对某大型央企集团下属两家煤制油公司提起公益诉讼。这群公益人的坚持告诉我们：在“环保基本靠风”的北京，你能做的不仅仅是“戴上口罩”。


　　明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PM2.5未知。2014，望我们共同见证：公益中国——继续在黑暗中呐喊，在光彩中前行。（完）


　　本文将刊登于12月31日的《公益时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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