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公益网讯:这几个晚上,38岁的胡迅雷都睡在父亲睡过的床上,仿佛父亲一直没有离开,还想多陪一陪他。
胡迅雷的父亲胡仲华生前是慈溪法院一名退休的高级法官,1月1日因为胰腺癌离开人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要求“遗体全部捐献给国家”。他是慈溪市第6个完成遗体捐献的人。
“他反复说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胡仲华慈溪浒山人,1948年出生,1968年入伍,在部队8年,1975年转业至慈溪法院,做过法警、执行员、审判员,退休前是慈溪法院一名高级法官。
2008年,胡仲华从慈溪法院退休后,次年被查出患了胰腺癌,已经到了中晚期。
“我们一家有3个医生,知道胰腺癌是治不好的,一般只能撑半年到一年。”胡迅雷说,家人四处寻医,放疗、化疗也都做了,但还是控制不了病情。
胡仲华第一次跟儿子提起遗体捐献,是在2012年的一次聊天中,“他说,我生了毛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我没什么好回报国家的,死后把遗体捐了,给国家的医学事业做点贡献。”
“当时我特别惊讶,脱口而出,‘爸爸,遗体也不是国家规定一定要捐的’,心里实在无法理解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反复跟我强调,这是他的最后心愿,让我遵从他的意思,帮他把手续办了。”
“后来,母亲也同意了。她是慈溪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退休医生,为人开通明理,因为老人家的齐心坚持,同年6月,我帮父亲到红十字会,办了遗体捐赠手续。”
抗癌的过程漫长又痛苦,剧烈的疼痛到来前,往往毫无征兆。“这4年里,好几次父亲都差点到了‘鬼门关’,吐血、便血、腹部剧烈疼痛,我们在旁边看着束手无策,那种伤心伴随着担心至亲突然离别的恐慌,让人内心几乎无法承受。”
“父亲很坚强,不仅扛住了所有的疼痛,反而安慰我们,要看开一些。他心态很好,生病后,还加入了爱康协会参加各种活动,连医生都说能坚持四五年是奇迹。”
去年12月初,胡仲华病情恶化。他感到时日不长,写下一份遗嘱,第一条就是捐献遗体。他一再嘱咐胡迅雷,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最后的心愿。
“站在小黑屋里突然很舍不得”
今年1月1日中午,在家休养的胡仲华突然大口吐血。“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出血4800毫升,人都快被吐干了。”回想当时的一幕,儿媳储丽萍的眼泪止不住地掉。当晚,胡仲华就因病情危重,离开了人世。
“父亲离去时很安详。”胡迅雷说,当晚他联系了市红十字会,并把父亲带回了家。
老人遗体将被送往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校遗体接受站,那是宁波市唯一的遗体接受点。
1月2日早上,胡仲华遗体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没有鞭炮,没有哀乐,一群人就在居民楼下,默默地等来接遗体的车子。
“接受遗体的地点是一间冰冷、昏暗的房间,把父亲的遗体送进去后,我看着他,突然很舍不得离开,无法抑制的悲痛在那一刻爆发出来,哭得一塌糊涂。”
“他是一位平凡的父亲”
这几天,胡迅雷一直在回想,回想父亲的一生、两人曾经相处的时光。
“印象里,父亲总是很忙。”胡仲华退休前,是慈溪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常常要出差,“他和所有孩子眼中的父亲一样,每天忙着上班下班,在家的日子,也陪我出去走一走。当然走不远,大都是在附近的公园里,他是很平凡的父亲。”
父子俩唯一一次远距离旅行是在胡迅雷工作以后,“那时他已经生病2年多了,身体状态还好,我带他去了广西北海旅行。”那大概是父子俩单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可胡迅雷又很佩服父亲:“他很有正义感。”
在家里,胡仲华从来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可是家人都知道他工作压力很大,是因为他曾接到过好几次恐吓信和恐吓电话。
“有一次一封信直接寄到了家里,大意是让父亲小心点,事情要办好,知道他家在哪里,否则如何如何。”胡迅雷说,当时家人都很担心,单位的领导也嘱咐父亲出门要小心,“可父亲说没事的,有法律的地方没什么好怕的”。
慈溪法院的退休法官兰杰,和胡仲华共事了30多年。兰杰说:“仲华办案很认真负责,为人直爽,都是同事公认的。这么多年来,他没办过一件错案,我在信访部门10多年,从来没有接到过一起跟他有关的投诉。”
胡迅雷说,在帮父亲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中,他慢慢理解了父亲的决定,就像刻在每个遗体捐赠人心里的座右铭说的那样:“最后的死亡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他父亲那样,关注和投身遗体捐赠事业。
来源: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