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知行合一 求索“三农”公益突破口

瓦上雪

　　她是国内最早的公益人，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年年走向世界，年前刚刚获评央视“2013公益年度人物”；她是知行合一的学者，十年探索用公益解决三农问题，她倡导建立的“农禾之家”已在21个省生根发芽，成员达125个


　　与公益打了25年“交道”后，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荣获“2013公益年度人物”殊荣，站在了央视“慈善之夜”的颁奖礼上。对于首次有学术界与企业界、传媒界、公益界等人士共同获奖，她认为传达了一个信号——“公益不仅是慈善机构、公益组织的公益，还是社会各界共举的公益。”


　　记者最初认识的杨团，是一个为探索新农村建设不断“实验”和为返乡青年创业鼓与呼的“三农”学者。杨团一直致力于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在社会政策、社区服务、非营利组织和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等多个领域成果颇丰。她既是求实认真的研究者，也是勇于创新的实践者。近日，记者专访了这位“下过乡”、进过工厂、当过老师、做过官员，但最终成为学者的杨团。

　　国内最早的“公益人”


　　杨团是国内最早的“公益人”，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两家公募基金会秘书长并创下多个行业第一：1993年，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主持首届“中华人口奖”评选；1995年，首度在中华慈善总会引入第三方审计并在媒体上公开审计报告；1997年，开展中国第一个非营利组织——天津鹤童老人院的评估……1998年，49岁的她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从公益实操者变身公益研究者。


　　在社科院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杨团的公益研究走向立体化，不仅开展了对整个公益行业的调研，还将公益研究纳入到社会政策大领域，重在改善公益事业乃至国家民生事业发展环境的社会政策研究。


　　2008年，杨团主编的第一本《慈善蓝皮书》问世。“她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年年走向世界。她提出‘大公益’的概念，旨在为慈善公益体制改革探出新路。她知行合一，奔走呼号，忠于理想，成为公益慈善界的重要领军人。”央视公益人物的颁奖词如是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杨团很有发言权，“中国慈善的这些年几乎从零甚至是负数起步，到现在开始发芽、生根，非常重要的是，土壤改变了。”


　　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趋势，杨团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推动民间的慈善进步，并敏锐地发现农村是中国公益的关注焦点，“无论NGO、企业还是个人与家庭，他们慈善捐赠的对象主要在农村。政府公益的主要面向也在农村”。是以“怜悯情怀做外部输入式公益，还是启沃农民的自主意识，推动农村本地公益？”对于一直探寻“用什么方式关心农村，用什么方式做公益”的杨团，她更注重的是后者。她给自己的研究定位是“努力做推动农民自主公益的研究者，而不是单纯的城市向农村输入公益的研究者”。


　　于是，杨团把公益研究与三农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以公益的思维解决三农问题。这也与她之后在“三农问题”研究中所倡导的“靠经济合作的收入支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做法一脉相承。

　　综合农协：“三农”问题新的突破口


　　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导致中国“三农”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杨团正是“三农”问题探索和实践者之一。


　　杨团对农村和农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和牵挂。2002年到延安的一次调研，促使她开始摸索如何改变农村卫生落后面貌的社会政策试点方案，“当时看到太多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农村医疗近40年没有改变，我受到巨大的震动。”


　　“是扶持小农户，以服务小农的规模化综合性的合作组织为载体实现就地现代化？还是以资本扩张和大规模农业公司取代小农经营？”对于中国三农改革，杨团肯定了第一种思路，并以多种方式探索农民走向综合性合作组织的方式。


　　2003年，杨团率领社科院课题组在陕西洛川首创以农民医疗合作社为组织机制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实验基地”。洛川实验的成败得失让她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农村的公共服务问题，“必须建立农村的社区市场经济，建设具有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面向的农村公民社会。”


　　2005年，杨团开始带队考察日本、韩国农协和台湾农会，经过考察研究，她提出“借鉴日韩台综合农协经验，寻找真正解决中国三农困境的路径”。同年，她的团队支持来自4个省份的7个农民合作社（其中就有后来大获成功的蒲韩乡村社区）在中国社科院成立了“农禾之家”联盟。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杨团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农村社会实践——在湖北建始县建立综合农协试点基地。


　　什么是综合农协？与专业合作社有何不同呢？杨团说，“综合农协是一种合作社的改进型组织，兼具合作金融、农产品供销、加工、农机推广、社会服务等综合性职能，是具有规模化、社区化、本土化和综合性、自治性特点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形式。”杨团将其定位为农村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提出这类组织的生命力在于“农户为本，服务为本，社区为本”。“综合农协就是公益界常说的社会企业。”杨团补充说。


　　当谈及成功的案例时，杨团说，“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较为成功的综合农协组织模式，代表了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主要发展方向。”


　　据介绍，“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综合性的农民网络合作体，跨蒲州、韩阳两镇43个村，会员有4000多户。合作体下辖正式注册的1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个有机联合社、1个农民技术学校、1个果桑服务公司，还有内设的资金服务部、红娘手工艺中心、芬芳同乐屋、戏曲队等等，发展了16年，实现了用合作体的经济收入支持本社区公共服务的目标。而蒲韩乡村社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杨团团队的指导和支持。


　　现有的乡村管理体系，没能体现农村和农民共同的利益发展诉求。杨团认为，需要进行乡镇基层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尝试在乡镇建立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组织，简称“综合农协”。这种组织不能仅仅依靠农民的自组织意识和自由发展，也不能仅凭政府行政权力，而是要总结国内成功经验和借鉴境外经验和教训，注重顶层与底层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最有效的发展逻辑是通过不同区域的试点归纳总结，再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广。


　　杨团还提出，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不排斥其他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成长。综合农协追求的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目标，进行的是农户与市场、农户与国家双重关系的制度安排，建立的是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组织根基。


　　2011年，杨团倡导建立了“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以支持“农禾之家”联盟。到2013年年底，“农禾之家”联盟已在21个省生根发芽，成员125个。2013年10月底，《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新书发布。


　　虽然综合农协模式仍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但已见雏形。杨团希望综合农协的模式能够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而对于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是输血还是造血，综合农协给出了有启迪意义的答案。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