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回：何进出差都在干什么？

猴子

　　（一）


　　五月下旬，我跟随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再下长沙。今年以来，随着社会资源研究所（SRI）事务日益增多，我已有四五个月之久没跟着何进出差了。一时还有些不习惯，就像一个项目拖了这么长时间一样。为此，尽管五月依然杂事繁多，但有机会便欣然同行。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项目。在SRI项目管理系统中，它的编码是“20007资助学习”。机构安排了一笔专项预算，用于随行的差旅、住宿、餐饮等费用。于是，我便有幸经常与何进同行、讨论、交流。


　　过去一年来，我跟随何进到访过上海、苏州、西宁等近10个城市，看过接近20个项目。这个过程中，我们拜访了十余所大学，其中既包括“985”、“211”工程大学，更包括一些普通院校、民办大学、职业院校、中外联合办学等高校；与众多一流的教育学者和实践者讨论问题；也与当地的教育官员进行了对话交流。这一年，我的眼界大大开阔。我逐渐清楚，原来“资助NGO”并不是资助的代名词。大学、政府甚至是商业机构，只要他们找准问题，设计出创新的且可能可持续、宜推广的方案，都是社会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当然，我的工作并非伴行书童那般轻松，还要做大量练习。2013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用大概一周的时间，阅读各类项目文书，然后通过邮件、电话以及面对面的形式，向何进说明我的看法，然后聆听他的反馈。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式学习”，也是“资助学习”最燃烧脑细胞的部分。熟悉何进的人都知道，蒙混过关可不容易。为了对话更有趣，我总是努力想得再深一点，再独特一点。好在，这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过程，尤其是在通往项目地的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彼时，在惬意舒缓的节奏中，火花四溅。


　　后来了解到，我并不是随行学习的第一人。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师兄”随行，他们现都在公益和教育领域从事着重要工作。此后，陆续加入进来随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甚至香港、澳门的基金会、NGO、媒体和教育机构。每次出差，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俨然一个考察学习团。当然，绝大多数人的费用是需要自理的。


　　由此可见，这是何进的一种独特工作方式。有团随行是一种常态，而非一种例外。这种方式，它既可以帮助像我这样的随行者开拓眼界，增加见识；也可以帮助受资助方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和见解。随行团营造了一个场域，不同组织、不同个人，在这里相互结识、交流甚至洽谈合作。在过去一年中，最终走向合作的案例还真不少。有的基金会后来开始给福特的合作伙伴提供资助，有的随行团成员之间合作开展了项目。


　　想起在2013年福特开放日上，福特的项目官员说到，为合作伙伴引介资源，搭建关系和网络，也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之一。


　　随行学习，甚至组团随行，这是何进出差所做的第一件特别的事。


　　（二）


　　此次长沙之行一共四天，我们走访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长沙理工大学和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项目的潜在试点院校，可能会承担其中的一个子项目。长沙理工大学正在申请一个名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公平第三方监测”的探索性实践研究项目。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远程教育项目已接近尾声，此次算是项目结项评估。三所学校，正好对应项目开展的不同阶段。


　　资助官员造访合作伙伴，开会再所难免。照例，三所大学都安排了各种会议。作为与合作伙伴一起工作的主要方式，何进在会议的召开上颇费了些功夫，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格。


　　首先，参加会议的人员类型多样。校长、教育局的干部，院长、项目负责人、执行团队，学校的老师、学生，合作机构以及受益人的代表，要么济济一堂共同交流，要么间隔开会，逐一交流。很少有只和项目团队交流的情况；


　　其次，参会者排位、发言不分主次，所有人平等发言，尤其重视项目团队成员、受益人和合作伙伴发言，有的时候甚至要求项目负责人不得发言。会议有一个小细节，不单独介绍领导和来宾，每位参会者均需自我介绍，即使参会人数超过三十人，亦不废止；


　　再次，鼓励每个人自由发言，实事求是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不讲官话、套话，不要念发言稿式的照本宣科；


　　最后，会议一般会准备大白纸和白板笔。何进自己喜欢也鼓励其他人在上面写写画画。这样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也可以相互分享。


　　这种方式，与领导发言、尊卑有别的会议，迥然不同。与何进长期合作的机构，早已熟悉了这种风格。一进会场，一旦开会，必然是多方利益相关者悉数到场，大家公平发言，而项目负责人则多会控制自己的发言欲望。那些第一次与何进互动的人，则常常感到一阵错愕。有的人把这种方式归结为“西方的平等”，小声嘀咕说：“西方的会议，就是不一样”。


　　由此，在何进的项目会议上，你经常能见到这样一道风景：校长、院长、教授，端坐在会议桌前，听普通老师和学生说话。短则半天，长则一天。


　　当然，上述是会议的“形”。座次、介绍、大白纸，这些好学得很。而这些形式背后，在我这个学生和拥趸看来，则颇有深意。


　　在会议上，何进介绍福特基金会时常常会说：“这不是福特的项目，而是你们的项目，福特只是帮忙的，你们才是主人”。


　　这一次，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的项目会议上，看着现场坐着的三十余位“农民大学生”，我忽然认识到，他们才是这个项目的主人。不管福特基金会出了多少钱，大学的校长、书记、院长、学生坐成一排排，不管是高校领导力的提升项目，教育范式改革的项目，还是教育公平监测体系的研究项目，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学生能上学、上好学。所以，他们才是项目的主人。


　　相对于福特，项目执行方是主人。对于项目执行方，服务对象是主人。项目会议，不是呈现项目执行方成就的场所，也不是彰显福特基金会功德的舞台。项目会议，更应该听到的受益人的声音、观点和看法。如果把主次关系搞错了，让学生来听老师讲话，让老师来听领导讲话，让领导来听出资方讲话，这个会议就颠倒了。


　　以我之见，这才是“何进式会议”背后的深意。如果只注重“形”和忽略了“意”，得形而忘意，则舍本逐末矣。


　　开一种有所不同的会议，这是何进出差时所做的第二件特别的事。


　　（三）


　　除了到项目点实地考察外，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是在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中度过。何进主要都和伙伴交流些什么呢？


　　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家自我介绍方罢，何进马上就说，“我想听听大家的需求，大家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项目是关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请大家谈一谈现在学校教育方面有什么问题”。之后，这个会议就真正开始了。老师和学生们先后发言，虽有人十分谨慎，但也常有人一吐胸中块垒。每当有人说出具体的、有意思的问题时，何进往往会追问，“您觉得这是真的问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发言者往往一愣，然后接着想，接着说。一场会议，四五个小时，基本都在讨论问题中度过。


　　第二天，我们来到长沙理工学院。项目负责人早已与何进有过几轮项目讨论，开会前也已将最新的项目设计发给了与会人员。然而，会议的一半时间，也就是整整一个上午，讨论的仍然是“这个项目希望解决什么问题”。二十几位到场的朋友你来我往，不乏针锋相对。而当天下午，则用来讨论项目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第三天，我们到达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项目地冷水江电大。除实地考察了两名学员的创业项目外，冷水江电大分别组织了面向学员和老师的两场交流会。两个会上，何进问了两个问题，“你在项目中有什么收获？”、“能不能告诉我，你认为项目如果怎么样就更好了？”。两场交流会各三小时左右，讨论的绝大多数内容又都是需求。


　　如果说前两个学校的项目尚处于洽谈阶段，重点谈需求可以理解。而第三所学校，项目已几近结项，还在谈需求，这就有些让我意外了。


　　以我观察，何进对需求和问题分析的重视，超乎想象。有人向他提出项目申请，他看得最多、谈得最多的就是“需求”和“问题”。他帮助受助方提升项目设计，功夫花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用“状症因缘”以及“参与式”的方式，来优化问题分析。只有在问题明确的时候，他才会去看项目的目标和成功指标。而只有在“问题——目标——成功指标”三点一线清晰之后，他才会去讨论项目的活动和预算。这种方式，和很多基金会首先看预算、砍预算，和很多公益组织首先想活动，然后再给自己找问题、找目标的思路正好相反。这种思维，也是我随行何进学习的最大收获之一。


　　听需求，尤其是受益人的需求，这是何进出差时所做的第三件特别的事。


　　（四）


　　如果武断一些，或许我可以说何进出差就干上述三件事。在三件事的背后，他期望将做事的方法、规则和文化传递给受助机构，从而起到“做事、练人、摸方法、创机制、学规则、提高能力”以及“授人以渔”的作用。


　　然而，在第三个项目评估时，我注意到何进有些事情没有做。我问何进：“你为什么不检查项目活动有没有如实开展，也不对照原计划检查项目？”


　　做资助不用担心这里的猫腻吗？在坊间，我们不是也经常听到一些传闻？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之间，因此相互指摘也并不鲜见。


　　这个问题，我问过两次。何进也给了我两个不同的回答。


　　第一个是，“他们已经在项目中期以及结项报告中写过活动执行的情况了”。


　　第二个是，“如果我去查，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猫鼠游戏，查的方法很多，造假的方式也很多。“如果查出问题，是我赢了？是福特赢了？问题还是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问题上。


　　必须承认，其中所透露出的信任的价值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猜想，我还是初次或者是第二次与这些合作伙伴交流，而何进已经和他们有多次接触，所以这种信任是有一定基础和判断的。此外，我也听说过，福特基金会如果发现问题，信任一旦被打破，后续再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路上，我们就信任的话题，又谈了很多。何进说：“我这个年龄，看事情的角度和你不一样”。嗯，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关键点。


　　我隐约感觉到，在走访这三家机构的时候，我几乎都是把重点放在了项目上，放在了“事情”上。项目设计得怎么样？事儿做得漂不漂亮？这是我最关心的。


　　然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虽然项目做得不完善，但其却是一个“社会改变”的重要起点，或者是一个长期才能取得的成功所特别需要的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把眼睛盯在了一棵棵树上，而忽略了一片更广阔的森林和生态呢？


　　反观SRI自身，对此有颇多感悟。想当初，我们向南都基金会申请资金，首次开展公益评估工具的引进和试点工作。现在回过头看，当时选择的工具，我们早已不满意。而我们原计划实施三个试点，在第二个结束时就终止了。然而，谁能说不是这个并不那么成功的项目，开启了SRI的评估业务之旅，并且逐步让SRI成长为一个坚定的评估思维以及有效公益的推动者呢？


　　不拘泥于项目活动，更加关注人、机制、方法、规则、文化等与长期成效有关的事务，这是何进出差所做的第四件特别的事。


　　（五）


　　在《草根慈善》后记中，萨莫维尔提出了七条“让慈善事业更加有效、激动人心和充满乐趣”的建议，最首要的一条即是劝告资助者走出办公室，承诺用30%甚至更多的时间到实地中去。如今，基金会也越来越重视资助官员出差，也有更多资助官员走出办公室，和伙伴们一起工作。然而，资助官员出差干什么？出差对于资助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一般而言，人们通常提到的出差理由是熟悉项目及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弄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进行项目的监测评估。然而，假如我们能在办公室拿到更详尽的信息，或是通过第三方机构能了解这些情况时，出差是否还有必要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何进出差都在干什么？随行学习、参与式会议、聚焦需求、更加关注长期成效的事务，这些是何进出差干的四件特别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些事情待在办公室是无法完成的。可以看出，这四件事与项目相关，却又是超越于项目本身的。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出门期待和准备干的，还是和待在电脑前干的事情差不多，那我们还有必要花费钱财出来么？


　　我推崇何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并在多种场合极力推广。不过，经常有人说，何进的方法别人学不来。的确，很少有人有他那样的学历和工作履历。然而，如果这些方法不能为别人所用，这本身也违背了何进“宜推广”标准。再者，一味强调无法学习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吧。


　　有一位曾与我同行学习的朋友，他就把“伙伴同行”、“参与式会议”、“聚焦需求”等方式用到了自己的资助工作中。而作为一名从事公益项目设计、监测、评估的专业人士，我正尝试开发符合国情的推动有效公益的DMEL体系，自觉也从何进的工作方法中获益良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何进的资助方法是普适的。在我看来，每种方法都有它的应用环境。每一家基金会也有自己的战略、定位、优势以及局限性。我在这里讲述何进出差的故事，也并非是想让大家参照学习，而是期望能引起资助者思考：出差的目的与价值何在？出差在自己整个资助工作中到底占据何种位置呢？我们无需对这些问题有清晰的回答，但从这个角度看，何进出差干的事情或许能对大家有所借鉴和启发。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S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