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基金会的TA】公益项目不一定要“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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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2年7月加入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之前，杨沅泽有过短暂的银行工作经历。2010年大学毕业后，他顺应在国企工作的父母的愿望来到银行工作，但只待了两年。如果不是跳槽加入公益行业，他或许仍在这条安稳保守、平淡无奇的职业路上行走着。但内心的公益种子还是那么倔强地生长出来了，而这粒种子，是在他大学时代埋下的。
       沅泽的家乡在绍兴新昌。他高中毕业后到南京上大学时，骨子里是喜欢独立思考、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愤青”。大学的自由给了他充足时光去研读历史文化书籍，并四处行走，体悟和感知世界。他浏览《中国发展简报》和NGOCN的网站，参加讲座等公共活动，由此接触到公民社会、公益慈善、普世价值等话题和领域。
       从银行跳出来时，公益作为初生的行业，在浙江当地并无太多选择。通过网上的招聘信息，对公益仅有模糊概念的他，遇见了同样是草创之初招兵买马的敦和基金会。他清楚地记得，正式入职后做得最多的，就是和基金会的同事一起，四处学习、“拜码头”。
       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往往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即便是在公益组织中被视为“高大上”的基金会工作。出于阅历和背景的原因，沅泽的父母很难理解他的“脑残”举动。为此，沅泽没有少费心思，用巧妙的沟通来化解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他给父母看基金会的活动照片，照片上是自己和一些“高大上”的企业家的合影，以此拉近他在父母眼中和主流社会的距离。有时候他也会向父母谈起弱势人群的境况，诉诸于父母，以求同理心。虽然父母现在仍然希望他回到银行工作，但抵触情绪已然减轻了很多。
       在敦和工作的这三年，沅泽见证了基金会的快速发展。2013年7月是敦和基金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经过成立后一年的摸索，理事会、秘书处和项目官员对资助形成了一致清晰的判断和定位。沅泽觉得，与成立时相比，基金会上下对针对的问题、相关问题的背景以及本质的认识已迥然不同。转眼间，这家年轻的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额度，从每年1000万元增加到9000万元，再到2015年的1亿元，基金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基金会人员也从初创期寥寥数人增加到目前的12人，而在2015年人员计划最终落实到位后，这个数字会变成20人。
       作为一线资助官员，沅泽认为基金会在决策治理方面，尽管仍然有改进空间，但自己已不乏参与感。2014年11月，敦和基金会启动了“种子基金”项目，计划给一些基金会每家300万元的资助用于保值增值，由秘书处一起推荐优秀的基金会。沅泽觉得少了几家有价值的基金会，于是提出补充并获得采纳。
       沅泽用另外一件事来说明敦和项目官员对决策的参与情况。他说，不少公益组织喜欢走上层路线，直接找秘书长申请项目。按照流程，秘书长并不会直接应允，而是转介给项目官员具体接洽。但有的组织喜欢借此来“游说”项目官员，到了较真的沅泽这里，他总是毫不马虎地走流程，当过则过，当拒则拒。后来敦和内部建立了一个原则：不管是谁介绍来的项目，都会同样对待和充分讨论。沅泽很认同这样的参与感。
       不过，面对快速发展的基金会以及公益行业，沅泽也并非没有困惑。由于人手紧张，他作为资助官员还长期身兼行政职能，机构的招聘业务也有牵扯，直到近期敦和才有人力资源主管入职，形成更为清晰的业务分工。不能多跑一线，进入社区去贴近合作伙伴与社会问题，基金会项目后续跟踪评估也比较缺乏。而在资助实践交流方面，与基金会同行的交流机会非常稀缺。在对行业问题的把握、对项目管理、监测评估等技能的学习方面，业内培训项目能够拿来实操的工具又太少。这些都是沅泽的痛点所在。好在遇到困惑，或者希望分享心得的时候，行业内有两位师友可以畅所欲言。正荣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吴军军是平等探讨的小伙伴，而桥畔计划的常江，则是他求教资助之道的老师。
       在敦和基金会内部，由于秘书长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向了行业层面和战略规划落地工作，与项目官员主要通过线上的邮件、微信沟通，对项目运营管理的具体讨论无法在线下实现，对项目官员的职业规划和发展的支持就更显贫乏。在忙碌的基金会工作中，把握机构方向的基金会秘书长，与更接地气的一线项目官员之间，需要发掘充分沟通的渠道。
       在快速发展之下，沅泽所在的公益支持部门目前已经有了4~5人，但资助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这种压力既体现在资助项目官员个人能力的提升需求上，也体现在资助对象──草根公益组织成长的薄弱基础上。基金会和资助的草根组织之间的恩怨情仇是一个永恒话题。对合作方的一些表现，沅泽有不少吐槽。
       沅泽负责的一个浙江本土公益组织小额资助项目，去年11月启动了第一批，今年3月启动了第二批。尽管对浙江本地公益发展的滞后状况已有心理准备，但两轮接触下来，他还是觉得有些出乎意料，感觉值得长期支持的机构并不多，满意的项目大概只占1/3。一些组织在合作中显得比较随意，对合作协议和合作规则缺乏尊重。一些组织交来项目报告，“多个零少个零的情况并不少见”。能力所限可以理解，但认真态度的缺失就值得深究了。在履职敦和基金会之前，银行的工作经历虽然短暂，但也使沅泽熟悉了银行业严格的监管原则和流程，企业的训练赋予他严谨细致的作风和素养，上述项目的情况让他有些难以忍受。
       “公益项目是满足谁的需要？是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需要，还是服务对象的需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能够看得清楚的组织不一定很多。一些组织资源导向，表现浮躁，建议书流于表面，对问题的梳理并不清晰。有的机构一见面就抱怨机构困难，没有资源，环境不好，而同一个县城，另一家机构，同样的状况，却能将关注集中在对问题的分析、梳理和解决方案上，这让他感到组织之间的天壤之别。
       不过，吐槽之余，一些合作机构的变化和亮点还是让沅泽感到振奋不已。有一家合作的环保组织，专门从事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发起人“傻傻”地靠双手在社区分垃圾足足半年，志愿者被其坚持的精神感召，从嘲笑到关注再到参与，组织逐渐壮大。但发起人则希望更多志愿者参与是基于对机构使命的充分认同，而不仅是对其个人的钦佩；同时，发起人拒绝了许多政府创投的要求，坚定立足本社区，坚信每个社区的问题只能靠本社区的人解决。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问题，公益项目不一定要“高大上”，锁定、聚焦一个真正的“小”问题，同样能体现出机构的专业性。

   经过这些年的积淀，沅泽觉得自己已能更为沉稳地认识问题，并有了更多的包容心，能够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思考自己的角色。大学时代的他，是情绪激昂、批判现实的愤青，现在的他，正向依托基金会推动公益行业发展、推动社会问题改变的职业公益人转变。
       “敦和基金会定位于提供公益支持，推动公益行业发展，那么作为一线项目的资助官员，从行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你觉得最为核心的问题和挑战有哪些？”面对中国发展简报抛给他的这样一个“大”问题，沅泽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公益组织对问题的导向不够，对资源的导向越来越明显；二是资助官员缺乏一线实操经验，能力不够。沅泽从资助型基金会的角度开出药方：“以资金为载体，帮助聚焦问题和用户需求，理清思绪，双方共同成长”。这体现了敦和基金会的角色，即“上游引导，资（资金）代表方向，助（能力）代表陪伴。”
       明年，沅泽希望能够对项目进行“升级”，加强对公益组织的资助和支持，强化草根组织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对目标群体的聚焦，以及提升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在机构层面，敦和基金会已经与南都公益基金会、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发起了资助者圆桌论坛，还将根据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需求，向其他支持性平台针对性地推介资源和支持。
       对这位年方28，尚未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公益人而言，当前的公益行业突飞猛进，敦和基金会的空间和未来都很吸引他，而专业能力提升是他个人特别渴望的一个需求。

基金会的资助之道
◎“真正有亮点的机构，不一定是那些知名度高的机构”。
◎“公益组织不一定要规模化，‘小而美’也是一种合理存在”。
◎“精于专业术语的，不一定专业。精英的公益从业者，能写好看的建议书，但不一定有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基金会资助应强调问题导向，而非资源导向。资助的选择，不以组织的资金规模来衡量，而是要追问：你想提供什么的服务？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认真做事，是公益组织的立身之本”。

【栏目介绍】作为行业资源汇聚之地，基金会总是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过往基金会发出的声音大多来自深孚众望的公益大佬与意见领袖，中基层项目官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15年，在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简报设计执行了“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项目，通过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的公益观察或个人故事，展示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得，由此呈现项目官员如何成长、基金会如何运作、又如何对社会议题和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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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发展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