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基金会会长致合作伙伴和朋友们的一封信

猴子

　　各位朋友，

　　我执掌福特基金会已进入第三年。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能为福特基金会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何其荣幸！

　　对于我和同事而言，过去的15个月既见证了我们对此殊荣的深刻自省，也见证了我们为此而开展的广泛探索，即如何把这份荣耀转化为推进使命的动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发现和更新之旅，促使我们面对全球的不平等危机，重新制订了基金会全球和各办事处的资助战略。我们将这一更新之旅，称为“福特向前”（FordForward）。

　　下个月，我将宣布基金会战略的主题领域和具体资助方向，然后以此为根据开展我们的资助工作。我期待基金会以其丰富多彩的历史为基础，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基金会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解决不平等这一问题上，这个决定带来的强烈反响，既让我感到倍受鼓舞，同时坦率地说，也让我倍感意外。如今世界各地不同群体之间的鸿沟在加大、不平等在加深，我们的这一决定似乎触动了人们的神经。

　　诚然，不平等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并为之解决而努力，但也有人不无偏颇地指出，一方面，各个基金会和他们所从事的公益事业旨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以及改进造成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这些基金会又依赖这一经济结构才得以生存，这二者即便不是矛盾，它们之间至少也存在着一种张力。

　　现代公益事业的起源

　　这种张力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1889年，美国实业家安德鲁·卡耐基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短文——《财富的福音》。该文在很多方面堪称现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宪章，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其基本原则仍支撑着美国的慈善捐赠事业，而且对全球的慈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方兴未艾。

　　在卡耐基提出其慈善思想时，美国正处在放纵的时代，工业巨头的穷奢极欲令人震惊，普通百姓则入不敷出、工作条件恶劣、居住环境脏乱拥挤，不平等现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卡耐基看来，如此大规模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慈善则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后果。时至今日，仍有人持这种看法。

　　今天，不平等日益加剧，人们应及时反思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提出的慈善原则，思考当前的现实以及慈善事业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公开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中一直存在的这种张力——意识到正是这种制度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然后又让特权阶层承担改善这个制度的责任。

　　的确，当今的慈善事业范围更广、形式更加多样。全球成千上万个慈善家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各有其目的和独特性。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同时，慈善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大胆尝试新模式。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全球捐赠誓言，到纽约的罗宾汉基金会，再到中国、印度、拉丁美洲、非洲、海湾国家和其它地方出现的大型慈善机构，具有21世纪特色的“回馈”方式正在改善全球千百万人的生活。慈善机构致力于修建学校、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开发新疫苗、推动农业创新及培养千禧一代改革家的社会创业精神。仅仅从慈善理念的顽强生存和传播中，我们就看到卡耐基《福音》的巨大影响。我们为能够与世界各地其他慈善家和基金会开展合作并从中受益，倍感荣幸，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和表率作用也深为钦佩。

　　然而，虽然慈善事业对公益的巨大贡献不可否认，但上述张力依然存在。为什么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没能提供就业、教育、医疗，以及像样的营养和卫生设施？是什么力量在背后加剧了我们要努力消除的不平等现象？


　　重新思考捐助的原则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得益于马丁·路德·金博士，他辞世前不久写过一段意义深远的话。“善行值得称颂，但慈善家不能因为行善而忘记正是经济不公才使善行成为必要。”我要在这里补充一句：慈善要解决的不仅是经济不公。我相信马丁·路德·金博士想得更深远。他是在激励我们要看到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探究不公正的根源、人类苦难的原因以及挖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本源（我们自身特权的本源）。

　　换言之，也许我们现在应当用生活在19世纪的卡耐基时代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想，加上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勇气，来造就新的自我。或许是时候该重新构建一套新的捐赠原则了。借用卡耐基《福音》中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认识“当代情况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的情况采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在纷繁复杂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拨茧厘清，使慈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就会承认我们现在对19世纪慈善基础理论的解释已经走到了尽头。


　　对21世纪不平等问题的思考

　　首先，慈善界没有人能凭一家之力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安德鲁·卡耐基一生捐赠了3.5亿美元。如果换算成当前的货币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即便如此，这笔资金与当今世界动辄需要高达数万亿美元资金的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仍然无法满足全世界对于食物、住房、教育、基础设施和卫生保健的需求。

　　另外，虽然卡耐基理解并着手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他狭义地将这一问题理解为“贫穷”），但他的理念和工作环境与今天大有不同。与125年前的世界相比，我们当前的社会更加开明，主张人人平等，强调参与性。在某种程度上，在现代慈善事业的推动下，政府的治理方式有了重大发展，为倾听思考多元化的声音和见解留出了空间。

　　今天我们有技术、有数据和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这些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公正现象的错综复杂性以及这些现象如何被不断复制并得以延续。这样，我们就能发现深层次、系统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认识，人们就会把这些问题全部归于个人的失败或误导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总结。

　　比如，卡耐基可能认为文盲是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但我们现在知道是不平等导致了文盲才对，或者说，不平等和文盲存在着复杂的双向共生关系。我们认识到，但在某种程度上卡耐基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生下来就面对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这些不平等在家里、社区和学校的相互强化，造成了贫穷、文盲和机会匮乏的恶性循环。


　　我们还知道，不平等不是凭空而来的，即是由预先存在的各种条件造成的，这些条件包括根深蒂固的歧视、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性别和种族偏见以及累退制的税收政策。这些条件的叠加，产生了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制度和结构。

　　由于今天我们的信息渠道更多，能够接触到各种观点和见解，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审视那些隐形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阻挠人们提升其社会地位。我们不仅能看到社会现象，还能理解这些现象发生的方式和原因，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我认为消除不平等应该分三步走。

　　消除不平等的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开展更富批判性的、开诚布公的讨论，真正了解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和结构，包括种族、性别、民族和阶级偏见。

　　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不能被社会经济的一些进步蒙蔽双眼而无视现实：在每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不平等都在扼杀许多人的梦想，使他们远远落在后面。

　　其次，基金会需要抵制与生俱来的、想当然的家长本能--这种本能是一种冲动--把“资助项目”而非“推动变革”当作工作的中心。

　　对于在全球开展工作的慈善家来说，我们不应该以发达国家公益机构的身份来指挥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将资助对象视为项目经理而非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实际上，我们应当成为南南、南北合作网络中的经纬线，通过倾听、学习和提升他人，帮助建立起合作网络并寻找我们希望达到的公平的模式。

　　另外，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一个人越是受到社会排斥，社会就越难真正听到他们的心声。我们都认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人群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有发言权，因此我们的工作应当帮助贫民窟居民、农民、服刑人员和难民、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和接受公共救助的家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增强其要求的正当性。

　　第三，我们需要探究不平等的根源，哪怕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会被牵连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挖掘得更深，并珍惜指缝中的泥土——因为卡耐基手下的岩石，已经成为我们指间的松土。在我们的历史、制度和文化习俗中深埋着不易发现的问题根源，需要我们在烈日下辛勤挖掘并加以评估。

　　比方说，在谈论经济不平等时，我们可能会承认其背后存在一个无形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一切事物最终都归于资本。在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人们形成了基于市场的货币化思维方式，将其凌驾于其它原则和价值观之上。

　　我们还可以提出其他相关问题。

　　在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机构里，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享有的特权是否会妨碍我们正视不平等的深刻根源、应对人民深陷其中的贫穷？

　　我们的工作，如资助项目的方式、人员招聘和任务承包规则，甚至是我们对待合作伙伴和资助对象的态度，是否在强化社会的结构性不公？

　　为什么基金会还有必要存在？我们如何才能构建一个不再那么需要慈善机构的世界？

　　对个人慈善家而言，很可能也需要问类似的问题：我赖以积累财富的竞争环境还公平吗？现有制度是否特别优待像我这样的人，从而使我们享有更多优势？

　　基金会对资本主义承担的义务

　　上述问题是我们工作中要共同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希望建立有益于更多人的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

　　福特基金会的奠基人亨利·福特二世在1976年给基金会理事的信中写道，基金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审视我们对经济制度所承担的义务，并且考虑基金会作为这种经济体系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应该如何通过明智的做法加强并改良这个经济制度本身。”

　　的最富家庭。我们管理着大量的资源——我们是市场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资本收益使得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反过来，我们有义务“加强和改良”我们赖以存在的市场体系。

　　我们共同的信念并非是要否定资本主义。亚当·斯密曾说“看不见的手”不能对社会状况视而不见，“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处于贫穷和困苦时，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真正实现繁荣和幸福。”亚当·斯密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鼻祖，还创作了自认为比《国富论》更重要的《道德情操论》。

　　慈善家的作用就是帮助“大部分社会成员”实现“繁荣”：帮助建立更强大的安全保障网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每一代人都应继承传统，本着绿色革命的精神支持社会和人类进步，改善公共健康和**，推动社会运动，促进创意表达和文化创新，等等。

　　最终，厘清和重新构建慈善的基本原则及其与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但时代要求我们知难而进。

　　一些人可能会把这个过程视为难题或压力。然而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与我们作为资助方所享有的权力密不可分，因为权力总是伴随着责任。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致力于提出、宣扬和实践慈善新福音（原则）——跟上时代步伐的新福音（原则）。

　　让我们在亚当·斯密、卡耐基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理念间搭起一座桥梁，冲破不平等的藩篱。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让我再次借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深刻见解——我们终将让“需求曲线”弯向公正的一边。

　　非常感谢！

　　福特基金会会长

　　吕德伦（DarrenWalker）

　　来源：福特基金会作者：吕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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