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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借助他人的帮助，个体的生存才会有安全保障。假以时日，义工将以一种群体的自发行为，重建我们的社会关系 “利他精神”和“利己精神”的结合 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发展义工精神？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处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现代中国社会，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过度膨胀，很多人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当然因为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个体生存压力比较大，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诸如献身公益事业等一类的事情上。然而，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公民普遍都只考虑“利己”，那么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可悲的，它也预示着整体公民道德的水准的下降。 义工精神是以互惠为基础的“利他精神”和“利己精神”的结合，是公民相互支持和关爱的体现，它有利于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团结基础的扩大。发展义工，不仅有利于节省政府资源并帮助政府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有助于促进公民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从而建立普遍认同的公民道德体系。 新闻周刊：中国义工的发展与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相比，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 熊跃根：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志愿活动的普遍出现，以及公民互助组织和团体在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要推进中国义工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我认为，政府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作为。同时，应为非营利组织创造一个宽松和有利的制度化环境(比如法律的出台、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等)。 义工精神并不是富裕社会的自发产物 新闻周刊：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多的人有钱有闲，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义工吗？ 熊跃根：这也许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是要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人们富裕了，就会自然产生志愿帮助他人和奉献爱心的动机与行为。 从国际义工和志愿者活动的发展经验来看，义工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义工的数量也并非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才会增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某个临界点并不保证让公民自发地产生爱心。很多人富裕了，企业赢利了，但他们并不愿意去奉献财富或时间精力，推动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我们的社会中很多富有的企业家对利于他人的福利事业似乎并不关心。 所以，我个人并不相信这样的推断，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义工精神就会自发产生出来，义工精神本身是需要培育的。 新闻周刊：西方的义工起源和宗教有直接的联系，宗教上的差异是否会妨碍中国义工的发展？ 熊跃根：义工精神的确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在19世纪义工发展的初期是这样，当时从事义工的人很多是教徒。但是现在，即使是在西方，义工的成分也已经多元化，相当一部分义工并不是教徒，不能够简单地将义工归结为一种宗教行为。 危机使人们反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闻周刊：您在香港念书时曾做过义工，您觉得香港和内地的义工有什么不同？ 熊跃根：首先是在香港做义工的机会很多。在香港做义工，你先要志愿加入福利机构的义工网络、登记在册。在做义工时，你必须试图了解服务对象或受助者的需要，然后再针对性地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内地有的义工活动很多时候似乎是一个场面，主办者可能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来筹备，场面热闹非凡，实际的服务效果并不尽人意。往往是宣传鼓动的效果大于实际的效果。 另外，香港的义工要接受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的指导并接受福利服务机构的训练，内地目前的义工组织比较松散，所做的大多数是发动性的工作，很多可能还只是处在社会和政治动员的层面，不少活动是临时性、突发性的行为，缺乏制度化的管理，也缺乏对义工的组织和系统训练，不能做到很持久。 新闻周刊：SARS流行期间促使很多人开始了义工活动，危机事件对义工发展有什么作用？ 熊跃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会让人们去反省并试图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非典给了人们这一机会，去反思社会团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这种大的危机事件出现后，人们会突然发现仅靠自我或个人无法抵御风险，无法获得安全感，而只有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借助他人的帮助，个体的生存才会有安全的保障。 这就是社会团结或社会联带意识的重要性。而社会团结是义工精神的基础。 要使义工成为一种持久的自发行为，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习惯，还需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罗雪挥 | 
发表于 2010-4-20 16:0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