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员慈善迈向现代慈善

易鹤

　　社会大众捐赠主体意识的觉醒，直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向新方向发展。中国财富向善的历史进程开始展现出生动特征。
　　发生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本来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微博上炫耀自己的财富，最终却说自己的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引起社会轰动。公众质疑：社会捐款是不是被用来进行商业运作以谋取私利？质疑最初限于个人，很快就发展到了对于公共募捐机构信息透明的疑问，大众媒体和官方媒体随即全面介入，共同发现问题、探索真相，并讨论慈善事业的改革。
　　公众质疑的立足点相当简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捐款用到了什么地方？红十字会能不能向社会解释清楚？要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所有公募基金会管理方式要作深刻变革，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
　　郭美美事件导致了社会大众捐赠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传统的捐赠体制中，动员型捐赠长期占有支配性地位。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捐赠的管理，政府既发动捐赠，又组织捐赠、接受捐赠，同时又发放捐赠款物。捐赠成为动员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动员体制下，社会大众形成了被动等待政府号召捐赠的传统。这种传统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才由政府组织捐赠，“救急不救穷”,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第二，政府往往将有关公募组织的账号公布，要求民众将救灾捐款给予这类组织，由其负责捐款下拨事宜；第三，缺乏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往往不直接参与救灾，同时也不能向社会募捐。
　　既然强调基金会和民间组织的公与非公的性质，于是，政治安全被放置在了第一位，每个基金会和民间组织都被要求自己寻找政府部门作为主管单位。公众的捐赠被视为响应政府号召的一种行动。
　　2011年6月到9月之间对于公募慈善组织行为的持续质疑，客观上就是对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的质疑。大众在质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公募慈善组织依赖大众的捐赠，而不是依赖政府的授权才得以存在，公众才真正握有公募慈善组织生存与否的决定权。社会大众对于公募慈善组织捐赠反应的冷漠，实际上形成了无意识的集体推动力以促进公募改革，大众意识到捐赠者所握有的决定性投票权。
　　公众捐赠主体意识的喷发，为现代慈善奠定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心理基础，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2011年，中国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捐赠与组织注册的案例：
　　--企业家的组织化捐赠不断发展。曹德旺捐赠近36亿元的股权建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启了大额股权捐赠的先河。慈善领域公共管理的滞后相当严重。《慈善法》的起草与讨论，在行政机关内已经进行了五年，至今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除北京之外的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捐款免税的法律还没有得到落实。有企业捐赠30多亿元的股权却要上缴6亿元税，这在世界慈善史上是破纪录的。
　　--安利公司在中国建立安利公益基金会。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注册的第一个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在深圳注册为公募的基金会，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这是由多名富豪参与发起的一个基金会，反映出富豪与大众之间捐赠的结合趋势。
　　--陈光标的直接捐赠行为引发关注。他直接向贫困人口捐赠，并采取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比如包括猪和羊的实物捐赠，突破了传统，也产生了较大反响。
　　--海南航空公司注册成立慈航基金会，该公司的七名董事相约未来把自己的股权全部捐赠给基金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裸捐”行动，但其行为方式则相当低调。
　　--500名记者发起的贫困地区小学免费午餐的捐赠项目。这个项目于2011年4月正式发起，至9月已经得到捐款1600多万元，给1万多名学生提供了免费午餐。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将其成为国家政策，中央财政年度的拨款将达到160亿元，每名学生每天中午3元的免费午餐将惠及2600万个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与初中生。这个民间捐赠案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即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在世界慈善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以上捐赠行为表明，公众已经具有了较为明确的主体性意识，不再“被捐赠”,而是通过有创意的个性捐赠来展现慈善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2011年的捐赠趋向改变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结构。从动员慈善到现代慈善，是当前中国慈善发展的基本方向。富豪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显示出社会影响力，能够独立投入较大型的慈善项目。慈善事业的政策倡导功能日益突出。这是社会与政府积极互动的一个典型。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建立适宜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使社会大众较为畅通地参与慈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大众的捐赠方式如何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客观上决定着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前途。从动员慈善到现代慈善的转型，已经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事业的雏形，正开始逐步呈现，现在是加速发展使其发挥更大积极社会功能的时候了。


　　社会大众捐赠主体意识的觉醒，直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向新方向发展。中国财富向善的历史进程开始展现出生动特征。
　　发生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本来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微博上炫耀自己的财富，最终却说自己的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引起社会轰动。公众质疑：社会捐款是不是被用来进行商业运作以谋取私利？质疑最初限于个人，很快就发展到了对于公共募捐机构信息透明的疑问，大众媒体和官方媒体随即全面介入，共同发现问题、探索真相，并讨论慈善事业的改革。
　　公众质疑的立足点相当简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捐款用到了什么地方？红十字会能不能向社会解释清楚？要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所有公募基金会管理方式要作深刻变革，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
　　郭美美事件导致了社会大众捐赠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传统的捐赠体制中，动员型捐赠长期占有支配性地位。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捐赠的管理，政府既发动捐赠，又组织捐赠、接受捐赠，同时又发放捐赠款物。捐赠成为动员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动员体制下，社会大众形成了被动等待政府号召捐赠的传统。这种传统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才由政府组织捐赠，“救急不救穷”,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第二，政府往往将有关公募组织的账号公布，要求民众将救灾捐款给予这类组织，由其负责捐款下拨事宜；第三，缺乏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往往不直接参与救灾，同时也不能向社会募捐。
　　既然强调基金会和民间组织的公与非公的性质，于是，政治安全被放置在了第一位，每个基金会和民间组织都被要求自己寻找政府部门作为主管单位。公众的捐赠被视为响应政府号召的一种行动。
　　2011年6月到9月之间对于公募慈善组织行为的持续质疑，客观上就是对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的质疑。大众在质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公募慈善组织依赖大众的捐赠，而不是依赖政府的授权才得以存在，公众才真正握有公募慈善组织生存与否的决定权。社会大众对于公募慈善组织捐赠反应的冷漠，实际上形成了无意识的集体推动力以促进公募改革，大众意识到捐赠者所握有的决定性投票权。
　　公众捐赠主体意识的喷发，为现代慈善奠定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心理基础，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2011年，中国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捐赠与组织注册的案例：
　　--企业家的组织化捐赠不断发展。曹德旺捐赠近36亿元的股权建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启了大额股权捐赠的先河。慈善领域公共管理的滞后相当严重。《慈善法》的起草与讨论，在行政机关内已经进行了五年，至今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除北京之外的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捐款免税的法律还没有得到落实。有企业捐赠30多亿元的股权却要上缴6亿元税，这在世界慈善史上是破纪录的。
　　--安利公司在中国建立安利公益基金会。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注册的第一个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在深圳注册为公募的基金会，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这是由多名富豪参与发起的一个基金会，反映出富豪与大众之间捐赠的结合趋势。
　　--陈光标的直接捐赠行为引发关注。他直接向贫困人口捐赠，并采取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比如包括猪和羊的实物捐赠，突破了传统，也产生了较大反响。
　　--海南航空公司注册成立慈航基金会，该公司的七名董事相约未来把自己的股权全部捐赠给基金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裸捐”行动，但其行为方式则相当低调。
　　--500名记者发起的贫困地区小学免费午餐的捐赠项目。这个项目于2011年4月正式发起，至9月已经得到捐款1600多万元，给1万多名学生提供了免费午餐。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将其成为国家政策，中央财政年度的拨款将达到160亿元，每名学生每天中午3元的免费午餐将惠及2600万个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与初中生。这个民间捐赠案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即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在世界慈善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以上捐赠行为表明，公众已经具有了较为明确的主体性意识，不再“被捐赠”,而是通过有创意的个性捐赠来展现慈善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2011年的捐赠趋向改变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结构。从动员慈善到现代慈善，是当前中国慈善发展的基本方向。富豪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显示出社会影响力，能够独立投入较大型的慈善项目。慈善事业的政策倡导功能日益突出。这是社会与政府积极互动的一个典型。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建立适宜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使社会大众较为畅通地参与慈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大众的捐赠方式如何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客观上决定着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前途。从动员慈善到现代慈善的转型，已经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事业的雏形，正开始逐步呈现，现在是加速发展使其发挥更大积极社会功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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