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志愿者：在异国他乡留下青春的脚印

猴子

　　尹宇阳与当地ＡＩＥＳＥＣ志愿者合影

　　在毛里求斯的女子收容所里，徐灵和她们紧紧抱在一起

徐方皓和他爱笑的学生们

　　 李佳羲和她羞涩的学生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记者走访了ＡＩＥＳＥＣ宁波分区的志愿者们，请这群“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青年人谈谈他们的海外志愿经历。

　　ＡＩＥＳＥＣ即“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是一个由１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１００所高校６万名在校学生独立运营的全球性公益组织，ＡＩＥＳＥＣ宁波分区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设有分会，宁波分区每年派出约２００名青年志愿者，前往世界各地从事文化、教育、环保、医疗等领域的公益项目。这些年轻人怀着志愿者的热忱，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微薄力量践行着每一个微小却又意义深远的变革。

　　“内心强大而有爱的人，

　　一定会走得更远”

　　志愿者：潘宁羚（大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专业）

　　志愿地点：印度·斋普尔

　　志愿时间：２０１１年暑假，为期６周

　　“整整４０天，从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回家，到恨不得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好让我为这些携带ＨＩ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孩子们再努力一把，哪怕只是筹集到一顿饭钱。”那时的潘宁羚东奔西跑在当地各个涉及社会福利的政府机构门口，望着一直排到门口的队伍，拿着证明却没法预约的她颇有些无奈。室外的温度发着三四十度的“高烧”，空气浑浊，心情烦躁，而她已经被暴晒了整整七个下午。印度的雨季又多临时暴雨，堵塞的下水管使得雨水一直蔓延到腰身那么高，她便拖着来不及晒干的湿漉漉的裤子，当做没事似的，第二天继续来等。虽然之前就被明确地告知，可能没法申请到当地的政府救济金，但她仍然寄希望于官方机构和ＰＦＩ（印度**基金会）能够来到他们的工作场所看一看，哪怕只是看上孩子一眼。“我必须等下去，因为那些孩子急需被政府重视并得到救济。”

　　其实来做志愿者前，她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及和宣传ＨＩＶ知识的“Ｇｅｎｅｓｉｓ”公益项目，但当她看到ＨＩＶ疗养中心那３０多个孩子时，心疼得不得了。他们最小的不过三四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多岁而已，有些因为携带ＨＩＶ被抛弃，有些因为父母得艾滋双亡。在这里，他们的食宿、学费都成了一大难题，更不用说承担药物治疗等费用。

　　“其实作为ＨＩＶ携带者，他们对此的了解比我更为深刻，他们缺少的不是相关知识，而是让他们活下去的生活保障。”潘宁羚说。她还记得第一天到达这里，放在她眼前的是一碗再普通不过的白米饭，但孩子们吃的却是蘸着咖喱酱的馍。她本以为这是饮食文化的不同，但该机构的创建者Ｂｒｉｊｅｓｈ Ｄｕｂｅｙ告诉她说，白米饭是当地很昂贵的食物，只用来招待她这样的远方客人。那天之后，潘宁羚在当地便再也没吃过米饭。因为她再也舍不得，或许省下来的钱可以让这些孩子多打一支药剂，多得到一些帮助。

　　后来她才知道其实Ｂｒｉｊｅｓｈ Ｄｕｂｅｙ也是一个携带ＨＩＶ整整１１年的患者，她不仅敢于面对自己身上的ＨＩＶ，更愿意像帮助自己一样去帮助和救治更多的人。她至今难忘Ｂｒｉｊｅｓｈ Ｄｕｂｅｙ对她说的一句话：“我的生命或许没有别人那样漫长，但在ＨＩＶ疗养中心这个大家庭里，我努力在用有限的生命创造着更多的价值。”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栋破败小楼里的工作才能一直有激情又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潘宁羚回国登机前，看到了Ｂｒｉｊｅｓｈ Ｄｕｂｅｙ发来的信息：当地政府终于肯免去ＨＩＶ疗养中心下一年的房租，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你要相信，内心强大而有爱的人，一定会走得更远。”

　　“最绝望的时候，

　　也请记得拥有梦想”

　　志愿者：杜楚逸（大二金融财务管理专业）

　　志愿地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

　　志愿时间：２０１１年暑假，为期５周

　　经过２６个小时的飞行，杜楚逸终于来到了这座城市的贫民区。虽然贫富差距是个现实状况，但他仍不忍心去触碰底线。“小时候经常被询问这样一个问题：长大后你想干什么？如果询问一个普通孩子，他们总是能不假思索地给予许多答案：飞行员、老师、科学家、导演等等，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富有得想拥有整个世界。”杜楚逸说，“但是你很难想象，这些孩子们没有。”小卡车载着这群志愿者一路颠簸，但当杜楚逸面对社区里的这群孩子，他的心更为忐忑，他发现因为贫穷，他们显得有些绝望。年龄较小的孩子们，没有老师或者家长引导他们去设想自己的未来，年龄稍大的孩子则因为对现实有所了解而对未来失去信心。

　　“我不想用励志故事去感染他们，因为不那么适用。但是我有必要用事实让他们知道，世界是美好的。”于是，在社区里他一会儿扮演画着图纸的工程师，一会儿又扮演手拿粉笔的教授，“我希望通过此类角色扮演，让年龄较小的孩子们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将来，他们喜欢哪一种？”而对于年龄稍大的思想有所成型的孩子，他只能像哥们一样，和他们聊聊现有的困惑和世界的百态。他还在各个社区举办了关于梦想的小型演讲比赛，让这些孩子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说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期待。“这让我想起当年马丁·路德·金声情并茂的演讲《Ｉ ｈａｖｅ ａ ｄｒｅａｍ》（我有一个梦想）。”杜楚逸说，“虽然作为一个贫民区的孩子，他们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非常难，但是怀有梦想，才有改变的可能性。”杜楚逸说，他对这些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怕最绝望的时候，也请记得拥有梦想。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们的兜里藏着多少糖”

　　志愿者：李佳羲（大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专业）

　　志愿地点：匈牙利·德布勒森

　　志愿时间：２０１１年冬季，为期１个月

　　从东经１１６°到了东经１５°，当李佳羲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到达第一户学生家里时，她看到那个小女孩为她准备的水杯和巧克力。“她是特别内向的一个孩子。”李佳羲说，“哪怕和我一起住的几个晚上，她都不太爱说话。有时候突然想要问我什么问题了，也更愿意通过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网络社交工具而不是面对面交流。”但她着实乖巧，每次吃饭都细心地为李佳羲准备好米饭和筷子。“我问她，你试试看么？”她一个劲摇头。

　　这种刚开始的距离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小女孩身上。“我第一天去课堂里上课，大家好奇多过于融入，都睁着纯净如水的眼睛望着我。”李佳羲说，“但改变是完全可能的。”李佳羲把中国年轻人惯常玩的击鼓传花等游戏带入了课间，孩子们与她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后来每每李佳羲踏进学校，孩子们就跑过来抱住她，从嘴边挤出一句刚学会的英语：“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你好吗）”每天下课之后，他们都会把从家里带来的小点心分给她吃。“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兜里藏着多少糖。”李佳羲笑着说。还有连英语都没学过的孩子，也会试着背几个单词，只是为了和她说上几句话。甚至有一个班的孩子，还在上课前早早地在黑板上写下了李佳羲的名字，还画上他们心爱的小花儿和“ｚａｏ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ｏ（早上好）”的拼音字母。

　　就这样虽然每天的志愿者工作被安排得满满的，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到晚上四五点，上课上到她喉咙嘶哑，但她似乎都不曾感受到疲惫。哪怕是一天走访６个班，每次都回答着几乎相同的问题，但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欢欣和好奇，她便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个回答。

　　她回国那天下午，孩子们力邀她去参加当地的一个摇滚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负责伴奏的正是她的这３０多个学生，因为他们想将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她。在演出更衣室里，所有的孩子都舍不得她走，每个人都从兜里掏出各种糖果，使劲往她怀里塞。还有的孩子让她闭上眼睛，把常年戴的那个戒指戴到了她的手上。上车回头望，孩子们不断用手在胸口做出心形，一遍又一遍，那寓意还是孩子们教会她的：“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潘宁羚帮助过的正在上课的孩子们

　　 当地ＮＧＯ机构为尹宇阳的出色表现颁奖

　　尹宇阳帮助的残障儿童

　　“生活如此艰辛，

　　我们怎么舍得不快乐？”

　　志愿者：徐方皓（大二电气工程专业）

　　志愿地点：坦桑尼亚·莫罗戈罗

　　志愿时间：２０１１年暑假，为期４周

　　刚到这里第一天，徐方皓就发现教室里没有垃圾桶，孩子们把随手用下的废纸往地上一扔就算完事，本应很漂亮的操场空地上凹下去的一个坑里全是垃圾。提起“环境保护”一词，孩子们纷纷投来陌生的眼光。“我有努力跟校方沟通，看看能不能给每个班级提供一个垃圾桶，为这些孩子的上课环境做些改变。”徐方皓说，要改变不是很容易，需要一个过程。徐方皓只能见缝插针，哪个班级没有课了，他就趁机去普及一下环保知识。

　　不仅仅是环保意识的普及，对很多事情，徐方皓都显得爱莫能助。比如他在这个偏远的农村目睹了体罚制度。犯错误的学生跪在办公室里，接受老师的批评；另一所初中，一个很魁梧的老师拿着戒尺打学生的屁股。

　　“但从他们的脸上，你还是能看到天真和快乐。他们真的活得特别快乐。”徐方皓说，“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们闲聊，说我昨天晚上睡觉打呼噜了，于是这群围着我的孩子立马笑开了花。”徐方皓也问过他们，打个呼噜，有什么可笑的？但他们说不出来由，就是很开心。似乎在他们看来，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拥有一个开怀大笑的理由。每每课间，都会看到他们在走廊上三五成群跳着欢乐的舞蹈，然后这种快乐的气氛慢慢蔓延开去，由一个小团队，变成整层楼孩子的群舞。“他们随时随地表达着他们的快乐，从不掩饰对生活的幸福感。”

　　在坦桑尼亚，即使睡了一个月小木板被蚊子虫子叮咬得浑身红肿的徐方皓也从未抱怨过，因为他时刻被这些孩子们的快乐情绪感染着。“我离开那天，他们相当舍不得。我当时就说，老师只有一个要求，以后记得不要随地乱扔垃圾了。他们都点点头，但不知道是否真的记住了。”徐方皓说，“但他们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却一辈子都记在心上。他们说，老师，你要记得笑。

　　”从他们身上，徐方皓明白了一点，生活那么艰辛，我们怎么舍得不快乐？”

　　“走出去，

　　每个人都代表中国形象”

　　志愿者：尹宇阳（大四国际商务管理专业）

　　志愿地点：印度·昌迪加尔

　　志愿时间：２０１１年暑假，为期７周

　　“那里的街上常常会见到残疾的孩子，因为他们上街基本没什么顾虑，人们已经将他们视为普通孩子一样。”跑遍了印度１１个城市的尹宇阳说，“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教育处境。”他在昌迪加尔做着名为“Ｉｎｄ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ｒｔ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志愿项目，通过筹集资金来培训教师以及做一些其他项目来间接地帮助贫困儿童以及弱势残疾人团体。

　　“其实蛮难。”尹宇阳说。当地的教师对残障的儿童没有歧视心里，但是他们却对教育这群孩子的能力表示怀疑。于是尹宇阳整天来回奔波在各个学校做各项调研，光是调研报告就整整做了４７页Ａ４纸，还有那不计其数的纠结着他脑细胞的调研数据。“我都忘了自己跑了多少学校，见了多少老师，看了多少残障学生，我只知道每天在烈日下行走两三个小时已经成为那段日子的常态。”直至志愿项目结束，他向相关学校负责人分发调研报告时，他们都会惊叹尹宇阳的能力：“Ｃｈｒｉｓ，这么短时间，你怎么办到的？”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上去的。”可尹宇阳没说的，是印度人并不标准的英语发音，让每一次沟通都伴随障碍，而且每天身心疲惫地回来还得煎熬地度过忙碌整理的夜晚。“Ｃｈｒｉｓ，你是中国人？”“对，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们脸上流露出的赞扬，让尹宇阳颇为自豪。“我告诉他们，我可以做到，你们的老师也同样可以做到。他们可以胜任这样一个任务，让残障儿童也同样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

　　在那段日子里，他还得努力说服各地ＮＧＯ筹集为残障儿童购买拐杖、面包车等设备的资金。“刚开始有人认为我是骗子，但通过充实的数据报告和无数次的沟通，慢慢会有人相信了。到最后买到一辆面包车，八九人座。你可能体会不到，这对于解决这些残疾儿童的上下学问题，意义实在太重大了。”

　　“其实我平时是一个挺懒惰的人，只是后来发现懒惰也分相对和绝对。或许是为了帮助这群孩子。”尹宇阳说。

　　如今已回国的他还会常常想起坐在那颠簸拥挤且行驶时从不关门的印度大巴上为了筹集购买面包车的善款而奔波的场景。

　　中国志愿者吃苦耐劳和高效热情，得到了该项目负责人的赞赏，她要求当地ＡＩＥＳＥＣ提供更多的中国志愿者。尹宇阳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是当地人真正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好比中国使者，你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中国形象。”

　　采访手记

　　这群年轻人，看起来跟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为临近的考试忙碌得焦头烂额，同样喜欢坐在一起相互调侃和分享八卦，但是当提起一段段海外志愿者的经历时，他们却显得前所未有的成熟。采访中潘宁羚的妈妈也颇为动情，她说：“从小富养的女儿，好不容易留住她在宁波读大学，可不仅寒暑假没见她在家，每次参加志愿项目回来，不是黑了就是瘦了，她又什么都不肯说，看着实在让人心疼。”其实海外志愿者的项目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和顺利。采访中他们将做志愿者的艰辛淡化又淡化，比如在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一个星期没法洗澡，比如只能选择吃馍和奶酪以至于恨不得绝食，比如连续吃闭门羹自尊心受到重创。他们心中牵挂、口中不断冒出的那一句句“那群孩子”，其实，他们自己也还只是一群“孩子”。

　　宁波目前注册志愿者总人数已经达到３５．９万人。宁波市志愿者协会负责人林体介绍说：“其实绝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能够参与国际志愿项目。这些青年学生，有这样的海外志愿机会，得到的体验肯定更为独特。”“ＡＩＥＳＥＣ拥有着对于青年人发展的共同愿景。”宁波诺丁汉大学执行长Ｎｉｃｋ Ｍｉｌｅｓ说。这群年轻人通过海外志愿者项目，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不再是教科书上的三言两语，在他们的体验中由平面变得立体起来。“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不够强大，没法确保这些志愿项目达到预期目标，但我们一直在尝试，从未放弃过努力。”去柬埔寨做志愿者的顾栩熠说。于是他们奔波于宣传艾滋预防知识、规划残障儿童的融合教育、做农村学校的义教老师、帮助孩子寻找梦想、提升贫困地区的环保意识，他们力图用自己的力量让世界变的更美好。

　　“即使没法瞬间改变世界，但至少已经改变了我们自己。”去毛里求斯当志愿者的徐灵说，“在一次次的历练中，我们真的发现自己长大了。”

　　宁波晚报记者 林诗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瓦上雪

好迅速啊，今天在看宁波晚报的时候，就想着晚上把它发出来，原来你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