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黑布雪山的一个上坡，运送捐赠物资的货车上不去了，大家一起推车。
从余姚到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再到贵州省望谟县。昼夜疾行，跨越平均海拔3200多米的雪山，来回颠簸7000多公里，徒步跋涉2个多小时。
这一路，对于吕泳和他的志愿者团队来说，是从未有过的辛苦。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够把“绿袖子”等爱心组织、爱心人士募集的1万3千多件过冬衣物、1千3百多条毛毯，亲手交到最需要衣服的孩子手中。（本报曾进行连续报道）
昨天，在得到消息赶来的余姚高速交警护送下，吕泳团队终于结束了这次爱心之旅，回到余姚。
回望这一路，吕泳说，有感动、有震撼，也有不快。
当他们出现在学校里时，穿着拖鞋、脸被冻得通红的孩子们，扒在窗口大声地喊着：“叔叔你好！”可是，穿着厚衣、新鞋的校长，望着他们说了半句话：“你们把这些东西放在贡山县城就好，带来学校，让我也很难……”
“想起那些事就感到心里不是滋味。”吕泳说，不需要好酒好饭，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能得到认可和尊重。
最大的困难是冷漠
记者：12月4日出发那天，你想的是什么？
吕泳：想着可能遇到的困难，但当时心里念叨最多的，就是把这些物资送到孩子们手里。
记者：关于困难，有没有充分的估计？
吕泳：当时能想到的困难都是路上出现的情况，比如路况、沟通等，但一出发才发现，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困难。所谓的困难并不在旅途中，而是抵达之后发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这是让我们难受的症结。
记者：能具体说说吗？
吕泳：比如我们到独龙江乡的时候，那里的一个校长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不是道一声辛苦，而是告诉我们，把物资放在贡山县城就好了，直接送到学校似乎叫他为难了。
当地一些受捐的大人，心态似乎不对
记者：你们送衣服过去，校长还觉得不是好事？
吕泳：倒也不是这么说，只是我们千里迢迢过去，装卸、分发物资都是我们团队几个人在做，校长也没有提出过要帮忙。这倒是其次，我们也无所谓。后来我们问，孩子们还需要什么，校长提出能不能帮学校建猪圈、鸡舍。
记者：这事儿好像和孩子们关系不大。
吕泳：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学校领导们，似乎形成了一种受捐者不应有的心态——“你们应该这么做，我们接受帮助也是理所应当”。
再有，抵达学校后，还有些物资需要运送到更偏僻的乡下。校长提出，学校司机可以帮忙，但是要收费。收费我们也能理解，但他们开的价钱相当不低，这个就让我们有点想不通了。
记者：你觉得不该是这样的心态对吗？
吕泳：首先，帮助别人应该是一件人人都乐意做的事情，我们只是余姚爱心人士的代表，我相信更多的爱心人士都跟我有一样的心态，并不图任何形式的回报。捐赠者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认可，包括受捐者和社会的认可。而受捐者，在我想来，并不应该有理所应当的心态。
记者：这次来回，你花了多少钱？
吕泳：一共4万3千元左右吧，比预期的成本要高了不少。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我们到达之后，另外给孩子们采购的那批物资成本。
孩子们给了最大的感动
记者：说说孩子们吧。
吕泳：记得我们刚到独龙江乡中心学校，孩子们知道我们来了，一个个站在窗口边，对着我们招手，大声喊：“叔叔们好！”他们的眼神太清澈，那个时候我们都感觉，这一趟再怎么辛苦、再怎么难，都值了！
记者：你们跟孩子们有没有更深入的互动？
吕泳：那是我们去一个村的路上，坐在农用车的车斗上，一路看到月休的孩子们步行回家，就说服司机多带几个孩子。
孩子们上车后，跟我们一起唱起了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红星闪闪》。孩子们唱得走调了，但却有最纯真的声音。
为了孩子们，还会再去
记者：在我们第一篇报道见报后，曾有人以你的老板身份质疑这次活动，你怎么看？
吕泳：说实话，这趟旅程在别人看来，也许仅仅是一个老板花了点钱，做了点善事，但真正做起来，并不是这样，其中的辛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可以说，在我的团队里，都是好样的年轻人。我们这个团队里，换了任何一个所谓的老板，哪怕再有钱，也许都坚持不下来。
记者：考虑到一路上遇到的寒心事，如果还有第二次机会，你还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吕泳：会！为了孩子们，我还会再去。这个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活动，我们只是代表了余姚爱心人士的善意，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把这份善意聚集起来，希望它能够渐渐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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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1 12:3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