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趋势与基本战略（上）"社会政治"时代来临

猴子

　　【开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第48条提到，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里所说的“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的提法是前所未有的，从前只有社会服从政府，哪还有“关系”一说？所以，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变革，或者说进步。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革？怎样落实这一进步？这就是接下来将要讲到的内容。在此，我特别想要讲在前面的一句话是：民间特别需要解放思想，有时候，民间解放思想比政府解放思想还难。


　　【上篇】进入中等发达水平时期的公益慈善特殊功能：社会政治时代的来临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变革促进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空间增大。”


　　据BBC报道，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2年11月10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展望2060：远期增长的全球视野》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2年即超越了欧元区，并预测中国可能最早会在2016年就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意味着什么？——新老大要来了，但新老大自己准备好了吗？


　　（一）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快速向发达国家水平迈进


　　从2012年的发展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转型。


　　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来看，人均GDP，3000美元是一个坎，6000美元是一个坎，8000美元又是一个坎。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政治的影响力减弱，社会的力量则加强，人们更加关心银行的数字和日常的生活，发生社会动荡几率更低。


　　在2012年，全国已有10个省地的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其中6个地方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十个省地的总人口超过5亿，其中6个过1万的省地人口超过2亿。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指日可待。


　　国际国内经验证明，中国进入中等发达水平并已开始快速向发达国家水平迈进。我们应该关注发展数据背后的治理与社会含义：急速的经济发展需要人们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进行新的评价，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也需要适应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然而，我们国家对此有没有充分的准备呢？


　　这里有一份邓小平1987年4月谈国家发展战略的记录，“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20年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到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现在，我们等于提前40年实现了邓小平当年的目标（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经济水平急剧提升后的挑战也接踵而来：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我们对于未来的政策出现一种迷惘。


　　接下来，中国迈入发达国家门槛是迟早的事。预测认为是2011到2020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不是梦，中华民族的腾飞起真正来临。


　　然而如何规划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未知数。所以我说，“中国梦”是现实之梦、挑战之梦。

　　（二）中等发达水平推动从“政治社会”到“社会政治”的转型


　　30年前，若有人炸北京国际机场航站楼，全社会阶级斗争那根弦就会紧绷起来，但现在真的发生爆炸，你还会去找什么阶级敌人吗？你不会。你更关心的是食品安全、交通拥堵和pm2.5。


　　其实，这正是社会发展和提升的标志之一。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大议题，中国人民希望过上好日子成为时代的主题。


　　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政治”的时代悄然来临。社会政治时代的特点包括：社会问题面前人人平等（pm2.5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开放程度全面增加（记者质问雅安书记，是书记下岗而不是记者下岗）；社会复杂程度快速发展；社会管理专业化不断加深；社会事务成为政府的中心事务；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社会建设为中心（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来自基层社区，这意味着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趋势，包括美国）。

　　（三）中等发达水平推动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现代国家


　　过去国家职能的重点在于维稳，现在则需要全面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从管理传统国家转向管理一个日益成长并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13亿人口同步告诉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这意味着未来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巨大需求，面对这些需求，必须要有海量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来消化。


　　当年美国、欧洲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也曾出现污染、拆迁等问题，但人家有几十上百年时间慢慢折腾。而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已不是永过去的刚性方式所能够解决，因此从民间到政府，都在呼吁社会力量崛起，呼吁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呼吁以新的手段来回应新的社会需求。


　　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主要职能是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因此只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等发达水平以上的国家，一方面，发展战略需要转型，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在富裕水平，需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会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发展模式也需要转型，过去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建设，现在则需要社会建设来带动经济发展。

　　（四）中等发达水平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服务向服务型管理的转型


　　从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向现代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型：传统管理方式以强调人的服从为核心，属于管理型的服务，其基础是个人产品的匮乏。现代管理方式则以对人的服务为核心，重点是管物，属于服务型管理。现代国家更为强调技术、标准化的管理，排斥行政随意性，需要建立发达的标准化体系以规范经济和社会行为。


　　以奶粉事件为例：如果管理不好物，结果人也管不住。假设要把13亿人的奶粉业摧毁，怎样可以办到？是日本来进攻，还是美国来丢炸弹？都不是。而是我们的国家充分信任高度赞赏的“自己人”“典型”“模范”“三八红旗手”。他们来摧毁中国的奶粉业，办得比谁都利索，不仅如此，还把全世界的奶粉业秩序都打乱，香港、澳洲、欧洲都要将奶粉限购。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开始愿意接受民间的意见？奶粉事件等一系列带来醒悟：民间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改善管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府都是需要学习的。


　　（五）中等发达水平推动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从家庭赡养到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转型


　　传统社会以家庭赡养为主，现在则需要以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为主，包括收入支持、医疗照顾和长期照顾等，因此需要社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对社会组织的需求因此也来得非常迅猛。每个人都将从自己的生活中感觉到自己需要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而社会需求正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的根本性的动力——社会为什么会转型？因为家庭转型了，外面的风景转型了，每个人的想法都转型了。


　　可以预见的是，从家庭赡养为主到社会服务为主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革命。


　　首先这是由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所决定的：经济发展后，人们日益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于是家庭不再可能提供这样专业性的服务，这甚至是连所谓的“特供”都做不到的，即使高官富豪也要去市场上寻找优质的专业性的服务。


　　其次，人均寿命提高增加了巨大的社会服务空间：现在话说是“人活九十古来稀，人活八十不稀奇，人活七十小弟弟”，1950年代中国人人均寿命只有50岁左右，现在则是74岁以上，20多年的人均寿命的增加可观赏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服务需求量。


　　再次，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客观上弱化了家庭的赡养功能，这也需要社会服务来补充。


　　举个例子，希拉里来访，我们跟谈营养，谈的是胃，还在想怎样以食物让孩子吃饱的阶段；而美国有300多所儿童博物馆，他们谈心，谈脑。相比较而言，对于0到3岁儿童的教育，我们整个民族可以说是处于无知状态。这样的对比之中，就意味着我国针对儿童的社会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六）中等发达水平促成文化需求与社会价值的转型


　　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型转向和平宽容建设型；学习由生存需求转向提升自我价值；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也迅速提升；社会需求多样化；生活和健康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从社会的文化消费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的时期；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将进入精神文化需求的旺盛时期。


　　（七）中等发达水平需要现代慈善：公共道德与生活方式转型


　　中国真的出现道德危机了吗？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救了”，但我却完全不这样认为。


　　真正触动我的是在汶川地震时期：汶川地震救援和社会共同行动不是一个道德堕落的民族所能表现出来的。我在现场看到，去的志愿者中很多都是娃娃（年轻人），政府在救灾，领导来视察，而他们继续干他们该干的事。


　　我的观点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高于历史水平，但公共道德的建设严重滞后，社会道德观念滞后，这是最为突出的挑战。比如，老人倒地不敢扶的问题，受法庭判例影响很严重。


　　当前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有钱、有闲、有心但无聊。


　　社会的主题则是：面对海量财富，如何打开福道与善道？


　　财富量即GDP从3000亿元到52亿元的海量增长，使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着大禹治水般的挑战。当年大禹面对的滔天洪水，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财富横流。福道与善道需要设计。我们现在需要像大禹治水一样，给财富修“道”。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实功能与发展态势：一场持续广泛的慈善运动